“我要逮捕她！我这就报警！”贝舒喊道。
德内里斯放声大笑。
“啊！居然这样！真滑稽！得啦。你跟我一样，知道你是不能碰她的。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啰！既然我在保护她。”
贝舒十分恼火。
“那么说，你保护一个女贼？”
“一个女贼，你知道些什么呀？”
“怎么！她不是那个你使之被捕的男人的妹妹吗？”
“无耻的诽谤！不是我使之被捕，而是你，贝舒。”
“由于你的告发，而且他也有罪，这无可争议。”
“你知道些什么呀？”
“嗯！你没把握了吗？”
“当然没有，”让·德内里斯说道，语气中充满讽刺，令人恼火。“这些事情矛盾百出。一个窃贼，是这么个高贵的人物？一个女贼，是这么个高雅的女士？我只敢吻她的头发。说真的，贝舒，我想你是否有点动手过早？你是否不慎陷入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件中去了？要负多么大的责任呀，贝舒！”
贝舒仔细听着，心里动摇起来，脸色苍白。范霍本焦心如焚，十分痛苦，觉得他的金刚钻又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让·德内里斯，满怀尊敬地跪在女伯爵面前，喃喃地说道：
“您没有罪，不是吗？说像您这样的妇女偷东西，那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请答应我，把关于您哥哥和您的真实情况告诉我……”
没有什么比详细叙述一次司法调查更加枯燥乏味的了，尤其是涉及众所周知的案件，大家议论纷纷，各执一词。这种叙述的唯一好处在于揭示众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与司法部门未能弄清楚的事实，这最终等于叙述让-德内里斯，即亚森-罗平的所作所为。
只要回想一下这调查是多么徒劳无益，就足够了。老仆夫妇对于人家竟敢怀疑他们伺候了二十年的主人一事表示愤慨，却讲不出一个字来证明主人无罪。热特吕德除了早上去市场买东西以外，几乎不离开厨房。至于有人按门铃——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来访者不多——弗朗索瓦穿上衣服赶去开门。
经过仔细地探查，可以断定屋内没有任何隐蔽的出口。那个小屋紧挨着客厅，从前是放床的凹室，床前有一条通道，已经当作杂物室使用。没有一处地方可疑，丝毫没有暗设机关。
院子里，没有任何住房。没有放汽车的库房。有人确定伯爵会开车。如果他有一辆小汽车，他把车放在哪里呢？他的车库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
另外，德-梅拉马尔女伯爵隐避起来了，伯爵缄口不语，不肯就主要之点作辩解，也不肯就他的私生活提供丝毫情况。
然而，一个事实应该记住，因为它对整个案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左右着司法界、新闻界与公众中每个人对案件即刻产生的看法。这个事实，让-德内里斯一开始就发现了，他一直想弄清真相，我们在下面不加任何评论地讲述出来。一八四○年，现在伯爵的曾祖父于勒-德-梅拉马尔，整个家族最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复辟王朝时期驻外大使，因偷窃与暗杀而被逮捕。他因脑溢血死于狱中。
人们紧扣问题，查阅档案。某些回忆被唤醒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公诸于世。一八六八年，于勒-德-梅拉马尔的儿子，阿德里昂伯爵的祖父，阿尔封斯-德-梅拉马尔，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副官，被证实犯有偷窃罪与暗杀罪。他在于尔菲街的公馆内饮弹身亡。皇帝下令禁止将案件张扬出去。
提及这双重丑闻，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个词立即阐明了当前的悲剧，概括了这个形势：“返祖性”。如果说这兄妹俩没有拥有巨大的财富，他俩至少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巴黎有公馆，在图赖讷地区有城堡，还从事人道与慈善事业。因此，根本不能用贪婪来解释歌剧院的意外事件与金刚钻被盗。不，这是返祖性在作怪。德-梅拉马尔兄妹有偷窃的本能。这是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之所以偷窃，可能是为了应付超过其自身经济能力的高标准生活排场，或者是由于受到太强烈的诱惑，尤其是出于返祖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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