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但是你有些小题大作，”肖恩说。“不去管它，你究竟怎样进来的？”
“他们给我过去两个门的那套房间，”珍妮特说。“而你房间的滑门没锁上。”
“他们为什么让你住在这里？”“因为福布斯癌症中心雇用了我，”珍妮特说。
“这是让你吃惊的地方。
我要在这儿工作。”这是一个晚上第二次，珍妮特让肖恩惊得目瞪口呆。“在这儿工作？”他喃喃重复这个问题，好像没听懂似的。“你在说些什么啊？”“我给福布斯医院挂了个电话，”珍妮特说。“他们正好有一项现职护士招聘计划，所以当场拍板雇用了我。他们再打电话给佛罗里达护士管理委员会，为我申请了120天的临时工作许可证，同时再为我办佛罗里达的护士执照。”“那么你在波士顿纪念医院的工作呢？”肖恩问。“没问题，”珍妮特说。“他们给了我立即生效的假期。这些日子做护士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护士紧缺。在规定聘用条件方面，我们护士比其他许多雇员有更多的发言权。”“听上去很有意思，”肖恩说。眼下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这样我们又可在同一单位工作。”“你难道没想过你应该先同我商量一下吗？”
肖恩问。“没办法同你商量，”珍妮特说，“你正好在路上。”“那在我动身以前呢？”肖恩问。“或者你也可以等我到这里后电话联系。我想我们本来是应该商量一下的。”“这就对了嘛，”珍妮特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来了才能商量嘛，”珍妮特说。“我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我们的事。在波士顿，你又要做作业，又要搞研究，根本就没空。这儿你的担子无疑要轻一些。不像在波士顿，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肖恩从沙发站起来，向滑动门走去。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到佛罗里达的这场戏演得很糟糕。“你是怎么来的？”他问道。“我坐飞机来的，然后在机场租了一辆车，”珍妮特说。“那就是说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肖恩说。“如果你以为还可以把我送回去，趁早改变念头吧，”珍妮特说话时带着尖刻的声调。“这很可能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为了我认为是重要的事违背父母的意愿。”她气势汹汹地说，但是肖恩听得出她就要放声大哭了。“也许我们两人的事在你的计划中根本排不上号……”肖恩打断她的话。“你越扯越远了，根本不是那回事。问题在于我还不知道是否要呆下去。”珍妮特给惊呆了。“你在说些什么？”她问。
肖恩回到沙发旁，坐了下来。他看着珍妮特淡褐色的眼睛，把他到中心后令人不安的遭遇向她和盘托出，提到一半人对他敬如上宾，另一半人对他粗暴无礼。他没有忘记告诉她最关键的一点，即梅森大夫和利维大夫不肯让他参加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
“那么他们要你做什么呢？”她问道。
“他们给我安排的工作并不轻松，”肖恩说。“他们要我设法制造某种蛋白的单细胞抗体。如果这方面不成功，就要我去搞蛋白结晶。这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还不如回波士顿去搞我的致癌基因项目，也好为博士论文作准备。”“也许你可以同时做两件事，”珍妮特建议道。“帮她们搞蛋白，同时作为报偿照样搞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肖恩摇摇头。“他们态度很坚决。他们不会改变主意。他们说成神经管细胞瘤研究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我来这儿是搞基础研究的。我私下对你一个人说，我怀疑他们不肯让我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日本人的关系。”“日本人？”珍妮特大惑不解地问。
肖恩告诉珍妮特福布斯中心以生物技术产品的专利换取日本公司的巨额投资。
“不知为什么，我认为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也是他们交易的一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公司愿意提供这么多钱。显然，日本人指望有一天他们的投资能得到报偿，当然是越早越好啰。”“太糟糕了，”珍妮特说，她是针对自己处境发出的感叹，与肖恩的科研前途毫不相关。她千方百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佛罗里达，思想上毫无走回头路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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