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力把门推开，两人跌跌撞撞步入走廊，走廊里灯光闪烁，空无一人。肖恩用两手抚着珍妮特的脸。“对不起，”他说。“你的生活永远是不平静的，”珍妮特说。“不过这次不是你的错。再说，我们已经去过了。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肖恩吻了一下她的鼻尖。“我也这样想。”出来的路上很顺利。用不了几分钟，两人已坐上五十铃车，准备驶离停车场。
“现在没事了，”珍妮特说。“你知道停尸室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肖恩说。“太怪了。好像是有人故意上演这一幕来吓唬我们。也许地下室里有妖怪。”刚要开出停车场，肖恩突然一个刹车，珍妮特差点撞到前面去。
“又怎么啦？”珍妮特问。
肖恩指指旁边。“那幢砖房楼是验尸医生的办公室。想不到就在我们身旁。一定是命运告诉我们，海伦的尸体就在那里。你以为怎样？”“我不敢作这样大胆的设想，”珍妮特说。“但是既然我们已到了这里……”“我就是要你这句话，”肖恩说。
肖恩把车停在来访者的泊位上，走进了那幢现代化楼房。他们向问询处走去。
一个热情的黑女人接待了他们。肖恩告诉她，他是医学院学生，珍妮特是护士。他想找验尸医生谈一谈。“哪一位医生？”接待员问。
“主任医生行吗？”肖恩问。
“主任不在城里，”接待员说。“副主任可以吗？”“太好了，”肖恩说。
他们等了不久就被请到一个位于边角的办公室。副主任是约翰·斯塔辛大夫。
他身高和肖恩差不多，但没有肖恩那样粗壮。他看上去很欢迎肖恩和珍妮特来了解情况。“教学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他自豪地说。“我们鼓励学术界积极关注我们的工作。”“我们关心的是一个病人，”肖恩说。“她的名字叫海伦·卡伯特。她是今天下午在迈阿密总医院急诊室死亡的。”“我记不得这个名字，”斯塔辛大夫说。“请等一会儿。我问一下。”他拿起电话，提到海伦的名字，很快又把电话挂断。显然，斯塔辛大夫是个非常讲究效率的人。
“她是几小时以前送来的，”斯塔辛大夫说。“但是我们不准备对她验尸。”
“为什么。”肖恩问。
“有两个理由，”斯塔辛大夫说。“第一，她患脑癌，她的主治医生愿意证明这是她的死因。第二，她的家属强烈反对作尸体解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最好放弃验尸。我们一般总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的。”“有没有可能获得任何组织标本？”肖恩问。
“我们不解剖。当然无法获得，”斯塔辛大夫说。“如果作尸体解剖，我们有权处理取下的组织。既然我们不对病人验尸，尸体所有权就属于家属。
再说，她的尸体已被埃默森殡仪馆收去，明天就要运到波士顿去。”肖恩感谢斯塔辛大夫。
“不用谢，”他说。“我们每天都有人值班。如果需要我们帮忙，来个电话就行。”肖恩和珍妮特回到车上。太阳开始下山，已处于交通高峰时间。
“这样助人为乐的人真难得遇到，”珍妮特说。
肖恩只是耸一耸肩。他把头靠在方向盘上。
“太让人泄气了，”他说。“看来什么事都不顺心。”“讲这种泄气话的应该是我，”珍妮特提醒他，想不到他一下变得这样消沉。
“意志消沉是爱尔兰人的传统之一，”肖恩说。“也许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对我的一种警告，说明我本来就不应该来这儿，说明我应该打道回府，去波士顿干些有意义的事。”“让我们去吃点东西吧，”珍妮特说。她想换一个话题。“我们再到海滩边那家古巴餐厅去。”“我想我肚子不饿，”肖恩说。
“喝一点古巴咖啡会改变一切，”珍妮特说。“相信我。”尽管外面天还没暗，汤姆·威迪库姆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他最不喜欢黑暗。尽管迈阿密总医院停尸室那可怕的一幕已过去好几个小时，他依然惊魂未定，混身颤抖。他六岁时母亲也曾这样惩罚过他。她不让他再吃冰淇淋时，他对母亲大发脾气，威胁说要把两人同床睡觉的事告诉学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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