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部深深地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后备军人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塔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战马。马正在吃饲料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班的人们或卧或坐或站。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靠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很凶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他们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兵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久弄不明白他周围是怎么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裹着绷带、黑发秀美的高个子军士，他拄着一根大树枝站在那儿大声说话，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周围聚集着一群伤员和担架兵。正热切地听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揍得他丢盔弃甲，屁滚尿流，连那个国王也给抓住了！”那个军士一双火热的黑眼睛闪着光，环顾四周，喊道。“后备军要是及时赶到，弟兄们，准把他全给报销，我敢向你担保……”
安德烈公爵也像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他，感到了欣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今世曾是怎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明了的东西。”——
一个医生从帐篷里走出来，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受伤的人，四下张望着。显然，他想休息一下，向左向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
“这就来。”他回答着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他吩咐把公爵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周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人的肉体填满的一个脏污的水池。是的，这正是那些肉体，那些chairacanon①，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景象，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恐怖——
①法语：炮灰。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无意识地看到了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猪叫似的喊着，突然昂起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平台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卷发、发色及头型，安德烈公爵都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快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抖动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的，——默默地在那个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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