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也是如此：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作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叫作自由意志。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法则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历史从时间和因果关系来考察人的自由意志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表现。也就是用理性的法则来说明这种自由，因此，历史只有用这些法则来说明自由意志时才是一门科学。
就历史来说，承认人的自由是一种能够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不服从法则的东西，正如对天文学来说，承认天体运动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样。
承认这一点，就取消了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取消了任何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有一个天体自由运行，那么凯普勒和牛顿的定律就不再存在了，任何天体运行的观念也不再存在了。如果有一种人的自由行动，那么，任何历史法则，任何历史事件的观念，都不存在了。
对历史来说，人的意志有若干运动路线，其一端隐没在未知世界中，但是在其另一端，一种现今的人的意志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活动着。
这个活动范围在我们眼前展开得愈广，这种活动的法则就愈明显。发现和说明那些法则乃是历史的任务。
历史科学从它现在对待它研究的对象的观点出发，并沿着它现在所遵循的途径在人的自由意志中寻求现象的原因，对历史科学来说，阐明法则是行不通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限制人类的自由意志支配的作用，只要把它看作不受法则支配的一种力量，法则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只有无限地约制这种自由意志力，就是说，把它看作无限小的数量，我们才会相信原因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于是历史把寻求法则作为它的任务，以取代对原因的探寻。
这些法则的探求早已开始，历史学应当汲收的新思想方式，在与那不断把产生现象的原因一再剖析的旧历史学自行毁灭的同时，也正在加以采用。
全人类的科学都走这条路子。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获得无限小数的时候，便放弃解析的过程，开始总和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寻求法则，也就是寻求一切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同性质。
别的科学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研究，尽管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法则的时候，他并未说，太阳或地球有一种吸引的性质；他说，从最大到最小的所有物体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就是说，他扔开导致物体运动原因的问题，来说明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共同的性质。各种自然科学也有这样的做法：它们扔开原因问题来寻求法则。历史学也是站在这条路上的。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全人类的运动，而不是记载个人生活中的若干片断，那么，它也应扔开原因的概念来寻求那些为各个相等的、互相紧密联系的、无穷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有的法则——
自从哥白尼体系被发现和证实以后，仅仅承认太阳不会运转，而是地球运转这一事实，就足以破除古人的全部宇宙观了。反驳了这个体系，就可以保持天体运行的旧观念，但是不推翻它，似乎不可能继续研究托勒美①的天动说。但是，就在哥白尼体系被发现以后，托勒美的天动说还被研究了很长时间——
①托勒美是古希腊学者、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创立天动说。
自从有人宣布和证明，出生率和犯罪率服从数学法则，一定的地理条件、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关系造成民族迁徙——从此，历史赖以建立的基础实际上被摧毁了。
推翻了这些新法则，就可以保持旧的历史观；但是，不推翻它们，似乎就不能研究作为人们自由意志产物的历史事件。因为，假若由于某种地理条件、人种或经济条件而建立某种管理形式，或发动某一民族迁徙，那么，在我们看来那些认为建立管理形式或发动民族迁徙的人的自由意志就不能被视为原因。
同时，以前的历史与完全违反它的原理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语言学和地质学的法则继续被人研究着。
新旧观点在自然哲学中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神学保护旧观点，责备新观点破坏神的启示。但是当真理获得胜利的时候，神学就在新的基础上同样牢固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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