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拿着文件，把它转送出去吧。”军政大臣对他的副官说话，并把文件递给他时，还没有理睬这个信使。
安德烈公爵已经感觉到，或者在军政大臣所操心的事务中，他对库图佐夫采取的行动丝毫不感兴趣，或者有必要让俄国信差意识到这么一点。“不过我觉得，这横竖一样。”他想了想。军政大臣把其余的文件推到一边，摆得整整齐齐，随后才抬起头来。他那脑袋瓜子挺聪明，个性很倔强。可是在他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的这一瞬间，军政大臣脸上流露的聪明而坚定的表情似乎习惯地有意识地突然改变了。地脸上现出愚笨、虚伪、并不掩饰虚伪的微笑，就像某人接见一大批一大批请愿者时面露微笑似的。
“您是从库图佐夫元帅那里来的？”他问道，“我希望您带来好消息，是吗？和莫蒂埃发生过军事冲突么？打赢了？正是时候啊！”
他拿起一份署有他的名字的急电，带着忧悒的表情开始念电文。
“哎！我的天！我的天！施米特呀！”他用德国话说道，“多么不幸啊！多么不幸啊！”
他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电文，把它放在桌上，望了望安德烈公爵，看来他在考虑什么事情。
“哎，多么不幸啊！您说，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吗？但是莫蒂埃还没有被抓起来（他想了想。）。虽然施米特阵亡是为赢得胜利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但是我非常高兴，您带来了好消息。陛下也许很想和您见面，但是并不是今天。我感谢您，去休息休息。明天阅兵后您来朝拜吧。最好还是我来通知您。”
谈话时已经消失的愚蠢的微笑又在军政大臣脸上流露出来。
“再见，我很感谢您。国王也许很想和您见面。”他重说一遍，低下头去。
当安德烈公爵从皇宫里走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胜利给他带来的一切利益和幸福现今已被他抛弃，并且交给军政大臣和谦恭的副官的冷冰冰的手中了。他的全部思想转瞬之间改变了。他仿佛觉得这场战斗已是久远的往事的回忆——
安德烈公爵在布吕恩的一个相识——俄国外交官比利宾那里住下来。
“啊，亲爱的公爵，没有比看见您这位客人更令人高兴的事，”比利宾出去迎接安德烈公爵时说道。“弗朗茨，把公爵的东西送到我的卧室中去！”他把脸转向伴随博尔孔斯基的仆人说，“怎么，是报送胜利消息的人吗？好极了。您看，我正害病哩。”
安德烈公爵盥洗、穿衣之后，便走进外交官的豪华的书斋，坐下来，他面前摆着做好的午餐。比利宾安闲地坐在壁炉旁。
安德烈公爵不仅在旅行之后，而且在他丧失一切舒适、洁净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行军之后，他体会到自从童年时代以来他就在这个已经习惯的奢侈生活环境中休息时所体会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除此而外，他在受到奥国人的接待后，能够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即使不说俄国话（他们用法国话交谈），也感到愉快；因为他认为这个交谈者也怀有俄国人对奥国人的共同的厌恶之感（现在特别强烈地被他体会到的厌恶之感）。
比利宾三十五岁左右，未娶妻，他和安德烈公爵属于同一个上流社会。他们早在彼得堡就已相识，但在安德烈公爵随同库图佐夫抵达维也纳时，他们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如果说，安德烈公爵年轻，并且在军事舞台会有远大前途，那末比利宾在外交舞台的前途就更远大了。他还年轻，而他已经不是年轻的外交官了，因为他从十六岁那年起就开始任职，曾经留驻巴黎、哥本哈根。目下在维也纳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首相和我国驻维也纳大使都认识他，而且重视他。他独树一帜，不属于多数外交家之列，他们为了要成为至为优秀的外交官员，就需具备一些消极的优点，不做某些不该做的事情，而要会说一口法语。虽然有一些外交官秉性懒惰，但是他们热爱工作，而且善于工作，他们有时候坐在办公桌旁一连熬上几个通宵，比利宾属于这些外交官之列。无论工作的实质何在，他都干得很出色。他所关注的不是“为什么要干”的问题，而是“怎样干”的问题。外交上的事务是什么，他满不在乎。他认为，熟练地雅致而妥当地草拟通令、备忘录或报告才是他的莫大的乐趣。比利宾的功绩受到珍视，除了笔头工作而外，他还擅长在上层社会致词和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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