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说，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并且象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它的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沦丧（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看不出来。这种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在内——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按教义来说，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和任何人力所动摇。这个由上帝创建并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人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也许是不愿看到，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象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老百姓是一种跟他截然不同的生物，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毫无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惬意，但唯恐老百姓也百无禁忌，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把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是他的神圣职责。
有本烹调书说，龙虾天生喜欢被活活煮死，同样，他充分相信老百姓天生喜欢成为迷信的人。不过，烹调书里用的是转义①，他的话却是本义——
①原意是龙虾活煮味道才鲜美。
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就象养鸿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啦，喀山圣母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啦，都是愚昧的偶像崇拜，但既然老百姓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那就得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容易接受迷信，就因为自古以来总是有象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这批人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在黑暗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那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她在俄国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①中间传布东正教，维护它的势力——
①十六世纪末波兰某些地方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十九世纪波兰被瓜分后，在俄国所取得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废止教会合并，重新建立东正教，强迫合并派信徒改信东正教。
在接待室里，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状子，值班官员就问能不能先让他看一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接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戴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长裙走出来。她拿着一串茶晶念珠，雪白的双手合抱在胸前，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处走去。但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被请到办公室去。托波罗夫在里面看状子，一边看一边摇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里感到惊奇和不快。
“这状子万一落到皇帝手里，就可能引起麻烦，造成误会，”他看完状子想。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打了打铃，吩咐手下人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原来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决无罪释放。于是主教会同省长就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硬把丈夫、妻子和孩子拆散，流放到不同地方。那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请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那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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