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象让人掉了包，都变了个人了。’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可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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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都套有三、四匹膘肥体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丁当作响的小铃铛。他走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一眼就看见头等车厢旁站着一伙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有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再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一身自行车装，手里牵着一头脖子上套有贵重颈圈的肥壮大狗。他们后面站着几个仆人，手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的。这一伙人，从胖太太起到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止，个个都显得优裕富足，怡然自得。在这伙人四周顿时围了一批好奇成性、拜金成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穿俄罗斯民族服装、颈戴项链、夏天里每逢有火车到必定赶来迎接的瘦姑娘、电报员和几个男女乘客。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就是在念中学的柯察金家少爷。那位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柯察金一家就是搬到她的庄园来住的。列车长身穿金绦闪亮的制服，脚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拉开车厢门，并且为了表示敬意，一直拉住那门，好让菲利浦和系白围裙的脚夫把马脸的公爵夫人坐着的圈椅小心抬下车来。两姐妹相互问好，还听到他们用法语商量，公爵夫人坐轿车还是篷车。于是队伍就以手拿阳伞和帽盒的鬈发侍女殿后，向车站出口处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愿同他们再次见面，再次告别，就站住，等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车站。公爵夫人带着儿子、米西、医生和侍女走在前头，老公爵和他的妻姐跟在后面。聂赫留朵夫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只能听见他们用法语交谈的片言只语。在公爵所讲的话中，有一句不知怎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都深深印进聂赫留朵夫的脑海里。
“啊！他可真正是个上等人，真正是个上等人，”公爵用洪亮而自信的声音讲到什么人，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脚夫的簇拥下，同妻姐一起走出车站。
就在这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向站台走来。工人们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最近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可是立刻被列车员赶走了。工人们没有停下，又匆匆向前走去，彼此踩着脚，来到旁边那节车厢门口登上火车。他们背上的袋子不断地撞在车角和车门上。这当儿另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他们要上车，就恶狠狠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连忙下车，又迈着同样矫健的步子，向下一节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就坐在那节车厢里。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他们刚站住，准备继续向前走，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们说，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他们听从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工人们正要各自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老爷和两位太太看见他们胆敢坐到他们这节车厢里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把他们赶了出去。这批工人有年纪老的，有年纪很轻的，总共二十人光景，个个又黑又瘦，满面风霜。他们受到老爷太太的驱逐，显然觉得自己错了，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他们背上的袋子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他们的神情似乎准备走到天涯海角，坐到人家吩咐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坐到钉子上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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