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依我看，这种情形可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如发现裁决不当，可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计算着，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
“说什么也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掉换一只脚站着，咳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法庭上的官员，包括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
三个被告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显然并不了解这答案的利害关系。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判处那几个被告什么刑罚。
这样处理玛丝洛娃使副检察官感到意外的成功。他心里十分高兴，并把这成功归因于他出色的口才。他查了查法典，站起来说：
“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这几条都是法律所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审理暂停，法官商议判决，”庭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哦，老兄，我们做了一件错事，太丢人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当儿首席陪审员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讲话。“我们这是把她送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会儿他完全不计较这位教师不拘礼节的态度。
“可不是，”他说。“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刚才书记官告诉我：副检察官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我们不就是这样裁定的吗？”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争议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她当然不可能蓄意杀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离开议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案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辩白说。“当时谁也没有反对。”
“当时我正好离开议事室，”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会没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哼，您没有想到！”
“这事还可以补救，”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瞧了瞧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有一种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活动。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就他来说，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如今呢，服苦役，去西伯利亚，这样就一笔勾销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负伤而没有死去的鸟就不会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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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按照诸位陪审员先生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褫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并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褫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分担，如被告无力缴纳，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全部变卖，戒指追还，酒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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