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很忙。”戴维说完又回头对着会诊的同行。
“我恐怕一定得同你谈谈。”凯利拍拍戴维的肩膀说。戴维推开他的手；他不喜欢凯利碰他。
“我可以趁机去看看病人。”米斯里奇说着，起身离开护理站。
“我也抓紧时间把会诊报告写出来。”哈斯尔鲍姆说着，从茄克衫口袋中取出钢笔，伸手拿过乔纳森的病历本。
“好吧，”戴维站起来说，“请带路，凯利先生。”
凯利穿过走廊，走进病员休息室。戴维进屋后，凯利把门关上。
“我想你认识医院院长海伦-比顿女士，”凯利介绍说，“医务总管迈克尔-考德威尔先生。”与此同时，他用手指了指坐在长沙发椅上的两个人。
“是的，当然。”戴维说道。他记得在安吉拉的应聘面谈时见过考德威尔，而比顿则是在几次医院召开的集会上见过。戴维伸手与两位握手致意，可两人都没有起身。
凯利坐下，戴维也坐了下来。
戴维焦虑不安地扫视了一眼自己周围的每张面孔。他估计凯利又要找麻烦了，认为这次谈话可能涉及玛丽-安-希勒的尸体解剖问题。他猜测这就是医院的头头坐在这里的原因。他希望不要给安吉拉带来麻烦。
“恕我直言，”凯利首先发话，“你也许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对你处理乔纳森-埃金斯病情的方法作出如此快的反应。”
戴维不由得心内一惊：他刚开始研究乔纳森的症状，这三个人怎么就跑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讨论起这病人来了呢？
“我们接到了护理利用率协调员的电话，”凯利解释道，“值班护士根据原先的指示先向她报告的。利用率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干预。我以前曾对你说过，你使用了过多的会诊医生，尤其是使用了佛综站以外的医生。”
“以及太多的实验室检查。”比顿补充说。
“还有过多的诊断检查。”考德威尔也说道。
戴维凝视着眼前三位行政管理人员，不相信他们竟然说出上述的话来。三个人都泰然无事地面对着他的目光。他们好像是坐在法庭上的审判官，谈话更如同是在审问。戴维像是一名经济医学的异教徒正在受到审判，而审判官却没有一位是医生。
“我们想提醒你，你正在治疗的病人已经患了转移性前列腺癌。”凯利说道。
“我们认为你的治疗过于奢侈，过于浪费。”比顿补充说。
“我们在前面三位明显无救的病人身上已经使用了太多的资源。”考德威尔跟着说道。
戴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由于相继出现三位病人的死亡事件，他已经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疑问，对眼前这几位行政管理人员的责难他显得有些难以招架。“我所忠于的是我的病人，”戴维温顺地说道，“不是什么组织或机构。”
“我们很欣赏你的人生哲学，”比顿说道，“但这种哲学已经使医疗事业陷入了经济危机。你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我们必须忠于整个病人社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得到所有的东西；在合理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方面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戴维，问题的实质是你对辅助服务的使用大大超过了你同行医生们使用的标准。”凯利对他说道。
谈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戴维不知说什么为好。“我担心这些特殊的病例是某种不知名的传染性疾病。如果是这种情况，而我们还无法确诊，那将是灾难性的。”
三位行政管理人员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该由谁来说话。比顿耸耸肩，说道：“这个问题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我首先承认这一点。”
“我也是。”考德威尔接着说。
“可是，我们此时碰巧有一位独立的传染病专家在这儿，”凯利说道，“既然佛综站已经得付钱给他了，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他的看法呢。”
凯利转身出门，返回时，马丁-哈斯尔鲍姆医生和克拉克-米斯里奇医生跟随其后。众人相互介绍后，哈斯尔鲍姆医生被问及是否认为戴维的三位死亡病人和埃金斯先生患有一种不知名的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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