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卡姆剃刀。
当时的奥黑尔和我其实不比孩子大多少。我们走进了春天的乡村里一间没有设防的谷仓。我们正寻找食物——任何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的却是一个躺在干草堆上身负重伤、显然即将死去的德国人，是个臭名昭著的残忍的纳粹党卫军上尉。直至近几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远的某个地方负责严刑拷打、组织屠杀死亡集中营里的受害者。
像所有党卫军队员和所有死亡集中营幸存者一样，这个上尉的手臂上也应该文着一组数字。要说战后命运的嘲弄吗？这种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奥黑尔走开。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说他期待着死亡。我们对他无动于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恶。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他清了清嗓子，表示还有话要说。又一次碰到了临终遗言的事。如果他临死有话要说，除了我们他还能讲给谁听？“我浪费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他说。
你想谈时震(36)？
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总以为我十分了不起。她错了。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会主义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剧作家肖伯纳①——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说，如果大家认为他聪明，那么他真的十分可怜那些被认为愚钝的人。他说，他活了那么久，现在终于学得聪明了，能够胜任办公室打杂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伦敦市决定向肖信纳授勋章，对此他表示感谢，但他说他早已为自己受过勋了。
要是我，我就会接受。我会发现这其中出现的创造世界级笑话的机会，但我决不会因为自己要滑稽一番而让别人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就让这成为我的墓志铭吧。
一九九六年夏季将过的时候，我曾问自己，是否有哪些我过去曾拥藏而现在该批判的思想。我想到的是我父亲的兄弟——毕业于哈佛大学没有子女的保险推销员亚历克斯叔叔。我十几岁还在做飞机模型、还在手淫的时候，他让我读高层次社会主义作家的作品，如肖伯纳、诺曼·托马斯、尤金·德布兹和约翰·多斯·帕索斯。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历克斯叔叔政治上保守得就如天使加百列②那样。
但是我仍然喜欢在我们刚得到解放时我和奥黑尔对德国士兵讲的话：美国要更社会主义化，要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至少保证我们的孩子不挨饿受冻，不担惊受怕，能学文识字，受到教育。
好运不断！
不久以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我每次演讲都要引用五次社会主义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1855—1926）的话：“只要还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的成员。只要还有犯罪因素，我就不会袖手旁观。只要还有一个人蹲在监狱，我就还没有获得自由。”
近几年，我发觉在引用德布兹之前，先告诉听众他的话应引起严肃的对待是谨慎的做法。不然的话，很多人会开始发笑。他们这是彬彬有礼的行为，而不是故意刻薄，他们知道我爱说俏皮话。但是这也是现时期传出的一个信号，如此一个感人肺腑的山上宝训①，竟被当做陈糠烂谷，当做完全不该相信的废话。
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十七章
基尔戈·特劳特穿着结实的丛林凉鞋，踩着掉落在她的水晶大吊灯的碎片，慢跑着经过涂写着“他娘的艺”的倒塌的大铁门和门框。既然吊灯碎片在门和门框的上面，而不是下面。如果有人起诉包工头偷工减料、那幺犯罪调查专家必须在法庭上证实，是门和门框因施工不良而首先倒塌的，而大吊灯肯定多悬了一两秒钟，才让地球引力采取它显然乐于对一切物体采取的行动。
画席里的烟雾警报器仍然长鸣不止。特劳特后来说：“也许它的自由意志乐于如此。”他在开玩笑，在逗乐，这是他的习惯。他嘲笑的是那种认为任何人、物，重播也好，不是重播也好，会有自由意志的想法。
佐尔顿·佩帕被消防车撞倒时，文学艺术院的门铃却默不作声。又是特劳特说的话：“门铃以其沉默说。‘这次不作评论’。”
我已经说过，特劳特走进文学艺术院的时候，他本人则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同时还在祈求犹太—基督教的神灵：“醒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快醒醒！自由意志！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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