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他用一杆十二口径猎枪自杀了。
另一个也是他客户的朋友说，他根本不可能轻生，这与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经过军事训练的人，也不可能用猎枪意外把自己的脑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还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的那个久远年代，我曾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谈过一次话，泛泛地讨论艺术问题。在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来会涉足任何一种艺术领地。
他问：“你说艺术家是怎样的人？”
我全然不知。
“艺术家，”他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坦言‘我没有治理好国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这块四方的帆布、这张八寸宽十一寸长的纸、这团黏土或这十二个音乐小节收拾得彻底到位！’”
说这话五年以后，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他的老婆孩子所采取的同样行动。
他吞下了氰化钾。
我给他的寡妇写了一封信，说跟他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我没有收到回信。也许是因为她悲伤过度。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因她对他心怀不满：自己挑了个省事的办法先溜了。
就在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国餐馆问作家威廉·斯泰伦①，整个地球上有多少人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也就是说生活还值得过下去。我们两人做了些计算，得出的结果是百分之十七。
第二天我同一个交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曼哈顿市中心散步。他是个医生，在贝勒维医院专治各种得瘾的病人。他的很多病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且是HIV阳性。我同他讲起我和斯泰伦得出的百分之十七。他说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出入不大。
我在别处写到过，此人是个圣者。我对圣人的定义是：他必须是个在不完美的社会中做出完美表现的人。
我问他贝勒维医院的病人中为何没有一半人去自杀。
他说他也曾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有时候也问他们有没有自毁的念头。当然他问得漫不经心，就好像是诊断过程中的例行手续。他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好像受了侮辱。如此令人恶心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过！
正好在此时，我们碰到了他以前的一个病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捡来的铝罐。他就是基尔戈·特劳特称之为“圣牛”中的一头，尽管经济上是个无用之人，但仍有可爱之处。
“你好，医生。”他说。
第四十三章
同题：鸟粪中白颜色的是什么东西？答案：也是鸟粪。
别谈什么科学，别谈遇到环境灾难对它有多大的帮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仍然是比广岛婴儿车更热的话题。我们用的腋下除臭剂把臭氧层咬出了洞来。
听听这一大堆废话：我的哥哥伯尼是个什么也画不像的人，过去最令人讨厌的时候还曾说，他不喜欢画，因为那些画年复一年挂在那儿，什么结果也投有。而今年夏天，他成了艺术家！
我决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物理化学家现在成了杰克逊·波洛克！①他把一团团的各色颜料和黏稠物质堆在不渗透的两片平面材料上，如玻璃板或浴室的磁砖之类，合上然后再掰开，etvoila！①这与他得癌症无关。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身患此症，再说癌细胞侵损的是他的肺部，而不是头脑。一天，他在胡乱地做着什么——他已是个半退休的老人，没有妻子问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到底在干些什么，etvoila！晚干总比不干好，我只能这么说。
于是，他给我寄了些复印的黑白小图片，都是些波形曲线的东西，大部分如枝杈状，也许是树或者灌木，也许是蘑菇或满是洞的雨伞，但确实十分有趣，就像我在舞厅跳舞一样，还过得去。自那以后他还给我寄了彩色的作品原件，这些我十分喜欢。
然而，同复印作品一同寄来的信，表达的却不是突如其来的欣喜之情，而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专家治国论者对以我为典型代表的附庸风雅的文人的挑战。“这是不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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