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木匠姐夫经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满了木屑，只能在胳膊下面看出原本褐色的衣料。他头戴木屑巴斯克帽，头上是木屑太阳穴和木屑耳朵，浓密的木屑八字胡。他会做家具、木地板、门窗、带卷门的童车，也做熨衣板、砧板、煮饭勺这样的小东西，还有，就是棺材。
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人用词的报道。这些词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讳“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饮料基地”则把商亭军事化了，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概念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的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在其中听出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冲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它无视官位的高低。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无法企及之处，英雄和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排除上帝在它内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时又被保留。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提到“复活”，却将一剂慰藉注入死亡，暗示着来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们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涂满防腐剂的领袖住在别墅，普通百姓在墓地里住个单间，倒也合乎逻辑。
穿着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并不会讲东德德语，但他每天都在做着“地下家私”。他的劳动成果就是他工作间里的棺木，一件人死后被放进去一起埋入地下的家具。他所有的木工活儿乱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间，哪儿有地方就放哪儿：一辆童车可能放在棺材的旁边、上面，甚至可能是它里面。木工房里的作品代表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个驿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时光的触角。在衣柜、床头柜、床、凳子和桌子中间，棺材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具。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它们站在那里，比任何言语的表达更清晰，无需有关生与死的废话，它们就是人在生和死时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在我眼里，木匠是万能的，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对我来说，世界不是云游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变的木料做的。木匠把木头放到哪里，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飞逝的季节，无论是荒芜裸露，还是绿草绵延的季节。这里的死亡之日陈列馆，全部是表面光滑、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蜜黄到深褐覆盖下的清澈。色彩在这里不再游荡，只为各自浓浓地抹上一笔。它们不再是风景四处飘舞和铺张，只呈现一种沉静的特质，一种安宁的明晰。它们不会使我害怕，在我触摸之时，静静地待着，让宁静也在我身体弥漫。门外，四季一个紧追一个，直到把前面的吞噬，而木工房里的棺木并不急于靠近肉体，它是死者最后的床，耐心地等着人们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个缝纫机，用来给棺材做枕头的。“这白色的锦缎，”他说，“像是国王的用度，里面装满刨子幽灵。”那长长的、从刨子里落下的卷卷的东西不叫“刨花”，而是“刨子幽灵”。我喜欢这个词，那时就喜欢，用幽灵而不是用树叶、稻草或锯末做死者的枕头。幽灵原本住在活着的树冠里，树枝被砍下被锯开后，它也随木料落了下来。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说《墙中窗》里写道：“要了解真相，就要从混迹于和我们无关的所有词语中找到那些和我们相关的。”“刨子幽灵”就是一个和我相关的词。
刨子幽灵沙沙作响，闻起来一股苦味。祖父在阳台上下棋的时候，我在木工房用短刨花做假发，用长刨花做腰带、裙边和围巾。一个大盒子里装着金色的字母，油漆的气味辛辣刺鼻，木匠用这些字母拼出死者的名字，粘到棺木上。我用它们做戒指、项链和耳环。如果是现在，这些刨花和烫金的字母会让我感到害怕，但那时我见过太多的死人，他们活着时都是我熟悉的，我记得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走路的样子，常年看着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饭，如何在地里干活，怎样跳舞。有一天，他们躺进棺材里，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只是不会动了，渴望别人最后再来看他们一眼。他们还想再重要一次，躺在雕刻精美的马车里，像躺在行走的阳台，在音乐的陪伴下，在村中招摇一番。上帝从他们身上拿回了他的物质，周边地区连同四季把他们一起吃掉。我把金色字母挂满一身的时候，从未想到过死者，我只是佩服木匠姑爷爷，在死人被抬走的时候，为他们准备了金色的名字有盖的床，还准备了刨子幽灵做的锦缎枕头。有的棺材像栅栏一样垂立着，一个挨一个，有的装满刨子幽灵横躺在地上。我在他那儿从来没看见棺木上有金色的字母，没看见他缝过枕头，往里面装刨子幽灵，也没见他卖过一副棺材。姑奶奶在中午送饭时，怕饭菜凉了，会把它们放进棺材的刨子幽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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