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送货车送来了波兰的野牛草伏特加，那种甜酸相加的黄色伏特加。这种酒总是最先被卖掉。每只酒瓶里都有一根长长的禾秆淹没在酒里，倒酒的时候禾秆会抖动不停，但从不会倒出来。酒鬼们说：
野牛草在酒瓶里，就像灵魂在身体里，所以它保护灵魂。
嘴巴里那种神魂颠倒的滋味和脑子里那种蠢蠢欲动的酒瘾，都在于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信仰。酒鬼打开酒瓶，杯子里听到倒酒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第一口酒流进脖子里。灵魂始终在颤抖，它从不会倒下，也从不会离开身体，它开始受到保护。保罗也在保护着自己的灵魂，随便哪一天都不必说自己的生活是无法抓住的。或许没有我他会很好，可我们喜欢在一起。白酒夺走白天的光阴，夜晚赶走酒瘾。当我每天大清早还不得不去服装厂的时候，我就知道工人们说的话了：人通过那些小轮子给缝纫机的传动装置加润滑油，通过脖子给人的大腿加润滑油。
那时，我和保罗每天五点整开着摩托车上班。我们看到商店前面的送货车，那些司机、搬运箱子的人、店员和月亮。此刻，我听到的只有嘈杂的声响，我没有到窗口去看，也没有去看月亮。我还知道，月亮就像一只鹅蛋离开城市到天的一边去了，而在天的另外一边，太阳正冉冉升起。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我认识保罗以及步行到有轨电车之前，也是如此。天上有没有美丽动人的东西，地上有没有禁止人们仰望的法律，我在人行道上不好说。应该允许人们从日子中找点乐子，免得日子在厂里变得讨厌。因为我总是看不厌，我冻得够呛，并非因为我穿得太单薄。月亮这时候不见踪影了，到了城市的尽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天亮的时候，天空必须放开大地。大街在地面上陡峭地跑上跑下。有轨电车车厢宛如灯火通明的房间，来来回回地行驶。
我对有轨电车车厢里的情况同样了如指掌。这时候上车的人，如果穿着短袖衣裳，带着一只破旧的皮包，两只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他那懒散的目光受到了指责。那是我们自己人，工人阶级。上档次的人都开着小车去上班。于是人们可以彼此比较了：这个上档次的，那个不上档次的。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这是没有的。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工矿企业马上就到了，被打量的人依次下车。鞋子很干净或者有灰尘，鞋跟笔直或者磨斜了，领子刚熨烫过或者皱巴巴，指甲、表带、腰带的搭扣、头发的头路，一切印证的是妒忌或者蔑视。什么都逃不过那些睡眼惺忪的眼神，哪怕是在拥挤的人群中。工人阶级寻找差异，早上没有平等。太阳在车里和我们同行，外面正是午热时分，红白相间的云彩挂在天空的高处。没有人穿夹克衫，早上寒冷意味着空气清新，因为到了中午，就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时候。
如果我不被传讯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睡上几小时。白日觉是平淡而黄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我们不安地睡觉，太阳落到我们的枕头上。但人们也可以缩短白天的时间。我们一大早就开始被人观察了，白天不会离我们而去。就算我们差不多一直睡到中午时分，也总有被人指责的东西。人们反正可以一直指责我们什么，这是无法改变的事。人在睡觉，但日子在等待，一张床也不是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只有躺在莉莉身边时，他们才会放过我们。
当然保罗也必须通过睡眠醒酒。一直到了中午，他的脑袋才能固定在脖子上，他的嘴巴才能重新说话，不是以一种酒醉的声音说话。只有他的呼吸还散发出味道，当保罗进厨房时，好像我不得不从下面敞开着的酒吧门口路过一样。从春天开始，法律对饮酒时间作了调整，过了十一点才允许饮酒。但酒吧总是在六点就开门迎客了，而到十一点前白酒放在咖啡杯里，过了十一点就用酒杯喝酒了。
保罗一喝酒，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用睡眠醒酒，醒来后又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大约中午时分，一切恢复正常，然后重新开始堕落。保罗保护自己的灵魂，直至酒瓶里只剩下野牛草，我也在苦思冥想，我们是谁，我和他，直至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我们中午时分坐在厨房间的餐桌上，那么谈论昨天的酗酒问题是错误的。然而我还是会时不时地说上一两句话：
白酒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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