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看见门。即使当时那个拎着萝拉箱子和装着我腰带的透明塑料袋的男人把身后的门关上了，死亡也还是会留在这里。关上的门，在夜间路灯的微光中，成了萝拉的床。
大家睡得很沉。我听见我的头和枕头之间有什么干枯的物件在簌簌作响，那是疯子的东西：守望者的枯花束，小矮人的草辫子，雪橇老妇的纸帽子，哲学家的白胡子。
吃午饭时，祖父吃到最后一口就放下手中的叉子。他从饭桌旁站起来，说：一百步。他边走边数脚步。从桌子走到门，跨过门槛步入院子，到石子路，又到草地。他现在走开了，孩子想，他现在要到林子里去了。
数完了一百步。祖父回来了，他不再数步，从草地到石子路，跨过门槛，走到桌子边。他坐下来，摆上棋子，最后摆上王后。他下棋。他张开两臂搁在桌子上，他手抓头发，他踢蹬着腿在桌子底下打快速的节拍，他把舌头从这边面颊顶到另一边，他收拢两臂。祖父越发固执和落寞。房间消失了，因为祖父既代表浅色的一方又代表深色的一方跟自己对弈。中午吃进去的饭一路下行，越接近肠子，他的脸就越皱。如此落寞，祖父不得已只好借助深浅两王后排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回忆。
祖父从一战归来，如同走完百步归来。意大利的蛇跟我的胳膊一样粗细，他说。盘起来就跟车轮子似的。它们躺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石头上睡觉。我就坐在这么个车轮子上，连队理发师给我头上秃发的地方涂抹叶汁。
祖父的棋子跟他的拇指一般大小。只有两个王后像他中指那么大。她们左肩下有一小块黑石头。我问：为什么她们只有一个Rx房。祖父说：小石头是她们的心。我把王后留到后面，祖父说，她们是我最后雕刻的。为她们费了很多时间。连队理发师曾对我说：你头上还没掉的头发，已经没救了。它们完蛋了，必须离开你的脑袋。只有对秃斑我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有在那里，叶汁会强迫脑袋长出新发来。
王后刻好时，我的头发全掉了，祖父说。
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谈起我们各自离开家的经历，一边看着制造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上下班。埃德加和我来自乡村，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来自小城。
我讲了那些从乡下带来的装着桑树的袋子、老人的院落和萝拉的本子：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埃德加点了点头，格奥尔格说：大家在这里也还都是乡巴佬。我们头离开家，而脚却站在另一个村子里。独裁者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城市，因为监视着，什么都大不起来。
从一个城市坐车到另一个，格奥尔格说，然后由一个乡巴佬变成另一个乡巴佬。个人完全可以删掉，库尔特说，上了火车，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坐到另一个村庄。
我乘车走的时候，埃德加说，田野离开了大地，从村庄一路旋转着到了城市。玉米还是绿油油的，拂着扇子。我心想，是家里的园子拉长了，追着火车在跑。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对我而言，旅途显得漫长而遥远，我说。向日葵没了叶子，黑的茎秆儿隔开了视线。葵花子那么黑，乘客看倦了。跟我同车厢的人全都昏昏欲睡。一个女人抱着一只灰鹅。她睡着了，鹅在她怀中还嘎嘎叫唤了一会儿。然后它把脖子往翅膀上一搁，也睡了。
森林一直挡着车窗，库尔特说，蓦地看见一线天光，我就想，那上面是一条河。森林把整个地区都抹掉了。这跟我父亲的脑筋差不多。告别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以为他儿子要上战场呢。他边笑边拍着我母亲的肩膀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就要上前线。母亲一听这话就大叫起来。叫着叫着又开始哭泣。怎么可以醉成这个样子呢，她嚷道。不过，她之所以哭，是因为她相信他说的话。
父亲在我和他之间推着一辆自行车，格奥尔格说。我自己提着箱子。火车出站时，我看见父亲傍着自行车走回城里去。一条长线，一条短线。
我父亲很迷信，我母亲老给他缝制绿色的夹克。谁要是回避绿色，森林就埋葬谁，他说。他的保护色不是来自动物界，库尔特说，它来自战争。
我父亲，格奥尔格说，带着自行车去火车站，这样，去的路上就不必紧挨着我走，回家的路上也不至于手里空落落的，感觉踽踽独行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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