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馆里，埃德加的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仿佛已经有人坐在那里了。光头在埃德加的房间里把窗帘撕开来，把旧书从橱里扔出去，抓着书脊朝下直抖。埃德加的父亲摊开手掌，压住桌面，免得手颤个不停。他说：旧书里又能有什么呢，掉下来的只有灰。他吞咽的时候，烧酒从杯子里洒了出来。
他们把窗台上的花从花盆里拔出来，把土搓碎，埃德加的父亲说。土掉到饭桌上，根须吊在他们的手指上。光头打开一本食谱费力地拼读起来：巴西肝，面拖鸡肝。埃德加的母亲还得给他翻译。你们会有汤喝的，他说，喝漂着两只牛眼睛的汤。老头进院子找去了。还有花园。
埃德加给父亲添上酒，说：不着急，你慢慢喝。那司机站起来朝水沟里撒了泡尿，埃德加的父亲说。他把空杯子放回到桌子上，干吗着急，他说，我又不赶时间。司机撒尿，埃德加的父亲说，那些个鸭子都跑过去瞧。以为就像每天下午那样会有新鲜水喝哩。司机笑起来，扣住裤子，然后从桥栏边掰下一块烂木头。拿在手里捻碎了，丢到草丛里。鸭子以为就像每天下午那样有丢过来的麦粒吃哩，于是就吃那些捻碎的烂木头。
搜查过后，床头柜上不见了埃德加那个定居巴西的舅舅小时候刻的小木人。
埃德加那些舅舅是远走他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那场打输的战争驱使他们前往异地。他们在骷髅部队造过坟墓，战后分开了。他们脑袋瓜里装着同样的货色。打那以后，谁也没有再找过谁。他们就地弄了个女人，跟她一起在奥地利和巴西造了一个尖屋顶、一个尖山墙、四扇带草绿色十字梃架的窗、一个草绿色木条篱笆。他们应付着陌生的环境，盖起了两幢施瓦本式的房子。简直跟他们的脑筋一样施瓦本，在两个什么都不一样的陌生地方。当房子完工时，又给他们的女人造了两个施瓦本孩子。
只有屋子前面的那些树木，虽然像战前在家里的时候那样每年修剪，但天空、土壤和气候不一样，长得越出了施瓦本样式。
我们坐在乱蓬蓬的公园里，吃着埃德加的核桃。埃德加说：味道像胆。他脱掉鞋子，用鞋跟敲开核桃壳。完了把仁放在报纸上。他自己不吃。格奥尔格给了我一把钥匙，头一回派我去那个夏屋。
我从鞋子里取出钥匙。打开门，没有开灯，我划亮一根火柴。水泵立在那儿，高高瘦瘦，像个独臂人。水泵管子上挂着一件旧夹克，下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浇水壶。锄头、铲子、耙、葡萄剪子、扫帚搁在墙边。上面沾着泥土。掀起井盖，亚麻布袋在深洞上方摇晃。我从钩子上取下袋子，把书塞进去，又重新挂好。出来，从身后关上门。按原路，穿过来时踩坏的草地。长满毛地黄般花朵的紫色锦葵，还有毛蕊花，戳向空中。田旋花晚间闻着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或者这只是我的恐惧。每一根草扎着我的腿肚子。这时，一只迷路的小母鸡出现在路上，唧唧叫着，我的鞋子一到，它就闪开了。草长得比鸡高出三倍，在它背上合拢。小母鸡在这花团锦簇的荒野里泣诉着，找不到出路，左冲右突地奔命。蟋蟀啾啾地鸣叫着，可是母鸡的叫唤响得多。心想，它的惊慌失措会暴露我。每一株植物都在目送我离去。我的皮肤从额头到肚子都在跳动。
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第二天说。我们坐在露天酒馆里。啤酒发绿，因为酒瓶子是绿色的。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用赤裸的胳膊抹去了桌子上的灰尘。可以看见他们的胳膊在桌面什么地方摆过。他们的脑后垂挂着绿油油的栗树叶子。黄叶子还隐藏着。我们碰杯，相对无言。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披在额上、鬓边、颊旁的头发，变得晶莹剔透，因为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上面。或者是因为啤酒咕嘟作响，当有人把酒瓶子放到桌子上时。树上有时落下一片黄叶。我们中间或有人抬眼望去，似乎想看看叶子再一次坠落。下一片即将坠落的叶子他不等了。我们的眼睛没有耐心。我们并不想跟叶子纠缠。无非是想看看那些把我们的脸引开的翻飞的黄点子。
桌面烫得像熨斗。脸上的皮肤绷着。午间的热浪一股脑儿砸将进来，酒馆里空空荡荡。工人们还在工厂里做他们的铁皮羊和木头瓜。我们又叫了一轮啤酒，这样我们两臂之间至少还有个瓶子摆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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