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相识已久，我们看得见，谁的恐惧在什么地方。我们时常无法忍受对方，因为我们互相依赖。我们只有互相伤害。
瞧你这施瓦本的忘记性。瞧你这施瓦本的猴急相或慢性子。你这施瓦本的数钱瘾。施瓦本粗胚。打施瓦本嗝或施瓦本喷嚏，施瓦本袜子或施瓦本衬衫，我们如是说。
你这个施瓦本讨厌鬼，你这个施瓦本怪胎，你这个龌龊的施瓦本梳子袋。我们需要由令人生分的长长的词语合成的愤怒。我们发明了这些类似咒语的词，以便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笑声很硬，我们在痛苦上面钻洞。这一切来得很快，因为我们了解彼此的内心。我们知道，什么会伤到另一个人。他痛苦，我们觉得很刺激。必须让他在这种粗野的爱之下崩溃，体验一下自己的承受力有多差。伤害一个连着一个，直到当事者不再吭声为止。过一会儿再来那么一下子。过一会儿言词又向他沉默的面孔砸落，犹如一群蝗虫飞落到被啃得光光的农田里。
我们在恐惧中，一个人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本来这是不可以的。正是基于这种长期的信赖，我们需要意想不到的转折。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一声原谅就能立刻收回伤害，好比嘴里留不住空气。
找人斗嘴总是有意为之，只有伤害属于失误。每次发完火就说爱，也不创什么新词儿。爱是永远都在的。不过爱在争执之际有一副利爪。
一次，埃德加给我夏屋的钥匙时说：瞧你这副施瓦本傻笑的德性。我感到了利爪，可我不知道当时何以哑巴了，没有回敬他一句。在准备以牙还牙的那些天里我倍感冷落，以致想不出反驳的话来。或许是我的嘴巴变成了一个秋熟的豌豆荚。我想象着我的嘴唇又干又窄，是我所不愿有的样子。一副施瓦本傻笑的德性，就像我无法选择的父亲，就像我不愿拥有的母亲。
当时我们也是在电影院里，坐在最后一排。当时银幕上也是一个工厂。一个女工正把毛线夹到针织机上。另一名女工手里拿着一个红苹果走过来，站在一旁观看。女工把针织机上的毛线抚平了说：我想，我爱上了一个人。她从另一个女工手中拿走苹果，咬进去。
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库尔特把他的手搁在我的肩膀上。当时他也讲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伙男人在理发店里。一面墙的上方挂着一块石板，上面可以做填字游戏。所有男人手里都拿着衣架子指向空格并报出自己想填的字母。理发师站在梯子上填字母。库尔特坐到镜子前面。那些男人说：解开字谜前，没得理发。我们是先来的。当库尔特站起来要走时，理发师冲着他的背影喊道：明天把您家里的刀带过来。
我怎么会梦见这把刀的呢，库尔特在我耳朵边上问，虽然他明明知道为什么。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没有刮胡刀了。它们从上了锁的箱子里不翼而飞。
我和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河边耽搁的时间太长了。再逛一圈吧，他们说，仿佛这是一次无忧无虑的河边漫步。慢走和疾行、蹑手蹑脚或拼命追赶，我们都还会。闲逛，我们荒疏了。
母亲想采摘园中最后的一拨李子。可是梯子上的一根横木松了。祖父买钉子去了。母亲在树下等着。她穿着一件有大口袋的围裙。天渐渐暗了下来。
祖父从衣袋里摸出棋子摆到桌子上，唱歌的祖母说：李子等着呢，你倒是跑到理发师那边下棋去了。祖父说：理发师不在家，我这才去了田里。明天一早我就去买钉子，今天我也就四下里随便逛了逛。
库尔特走路时鞋子朝里歪着，他把一根棍子扔进水里，说：
每朵云里有一个朋友
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
连我母亲都说这很正常
别提什么朋友
想想正经事吧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时不时地吟诵这首诗。在酒馆，在乱蓬蓬的公园，在电车或电影院里。也在去理发店的路上。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常常一块儿去理发店。走进店门，理发师就说：一个一个地来，两个红头发，一个黑头发。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比埃德加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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