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还记得,那个傍晚,我在窗前伫立良久,感到阵阵晕眩。房间在窗户玻璃上摇晃着。我看到我们围着萝拉的床十分渺小。而我们头顶上的萝拉很大很大,正凌空破窗前往乱蓬蓬的公园。萝拉的男人们正在车站等候。一列电车从我的太阳穴中呼啸而过。它像一个火柴盒子。车里的灯光明灭闪烁,宛如外面用手挡着的风中火苗。萝拉的男人们互相挤撞着。包里的洗衣粉和动物杂碎洒落到铁轨旁边。这时候,灯啪的一声关了,玻璃上的图像消失了,唯见街对面依次悬着一排昏黄的路灯。随后我又站到萝拉床周围的女孩子中间去了。我听见萝拉背下的床上发出一种响声,我永远忘不了,也不会跟世上其他声响混淆。我听见萝拉在割除爱情,那从来没有成长的爱情,割除脏白床单上每根长长的草茎。
那天,正当萝拉喘息失态时,结痂的钟摆敲响了,在我的脑中。
萝拉的男人中,只有一个我没有在窗户玻璃的镜像中见到。
萝拉去教席那边越来越勤,而她还是那么喜欢教席那边这个词。常挂在嘴边的词,却不知自己有多么喜欢。她越来越频繁地说起意识和消弭城乡差别。萝拉一周前入了党并向人展示她的红色党证。扉页上是萝拉的照片。党证传过女孩们的手。萝拉脸上没有脱贫的地域从照片上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相纸发光。有人说,你可是去教堂的呀。萝拉说,别人也这么做啊。大家装作不认识罢了。有人说,上帝在上面关照你,党在下面关照你。
党的手册堆在萝拉的床边。小四角中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默不做声。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只要萝拉人在四角。
萝拉写入本子:母亲带我去教堂。很冷,有神甫烧的香似乎就有了暖意。大家脱掉手套。合在手心里。我坐在小孩的凳子上。靠边坐着,这样可以看到母亲。
自从萝拉擦拭玻璃展窗起,女孩们凡有什么话不愿当着她的面说,就递眼神做手势。
母亲说,她也为我祈祷,萝拉写道。我的手套拇指上有个破洞,洞上有一圈翘起的漏针。我觉得这是耶稣的荆冠。
萝拉坐在床上读一本手册,是关于如何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我扯着线,萝拉写道,荆冠向下盘旋。母亲在唱主怜悯你,我在拆手套上的拇指。
萝拉在薄薄的手册里画了很多条杠杠,似乎她的手握着纲要。她床边堆积的手册往上长,就像一个歪歪斜斜的床头柜。画杠杠的时候,萝拉在一个句子和另一个句子之间久久地沉思。
我不扔羊毛,萝拉写道,即使乱糟糟的也不扔。
萝拉在手册里打括号。在每个括号那行的边上画一个粗十字。
母亲又给我织拇指了,萝拉写道,用新羊毛织拇指尖。
萝拉念大四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女孩们将所有的衣服都摊放在床上。萝拉的箱子敞着搁在打开的窗户下,里面放着几件衣服和手册。
我那天下午得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在窗户镜子里看不到萝拉其中的一个男人。他有别于所有午夜和上中班的男人。他在党校进餐,他不上电车,他从不尾随萝拉进乱蓬蓬的公园,他有车有司机。
萝拉写入本子:他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
萝拉已经在念大四,几乎就要如愿以偿了,而那天下午近三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女孩们的衣服和萝拉的分开摊放在床上。太阳热辣辣地射进四角,灰尘附在地毡上宛如一张灰毛皮。萝拉床边,手册缺席的地方,是一块光秃秃的暗斑。萝拉吊在壁橱里我的腰带上。
来了三个男人。给橱中的萝拉拍照。然后解开腰带,把它塞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袋子像女孩们的连袜裤一样薄。他们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三个小盒子。然后啪地盖上萝拉的箱子,打开小盒子。每个盒子里装着毒绿色的粉末。他们把粉末撒在箱子上,然后又撒到壁橱门上。粉末跟没沾唾沫的睫毛膏一样干燥。我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旁观着。我很诧异,竟有这等毒绿色的烟炱。
男人们不问我们什么。他们知道个中原因。
五个女孩站在学生宿舍大门口。玻璃展窗内贴着萝拉的照片,跟党证里的一模一样。照片下面贴着一张纸,有人读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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