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诺利将军给帕格安排的参观日程要求他沿着铁路，跟着卡车运输队，从南往北横穿过伊朗。英国公使馆的一个名叫格兰维尔。西顿的人，在那段铁路旅程中将跟他同路走上一程。卡车运输队是美国方面为了补铁路之不足而一手搞起来的。据康诺利说，铁路经常遭到阴谋破坏、大水冲毁、盗窃、故障、撞车和拦截。德国人本来就把这儿的铁路造得效能很低，由于波斯人和英国人管理不善，问题就更加复杂。
“格兰维尔。西顿对波斯的种种情况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康诺利说。“他是个历史学家，是一个怪人，可是他讲的话倒值得一听。他就爱喝波旁威士忌。我给你几瓶老鸦牌的带在身边吧。”
在飞往阿巴丹的途中，那架小飞机里噪音太大，没法子交谈。后来，在那个荒凉的海滩地区一座庞大得惊人的美国飞机装配工厂里，格兰维尔。西顿一直在帕格和厂长身边沉重地走着，在热得叫人直冒汗的长时间跋涉中始终只是抽烟，一声不吭。那儿的温度一定远在一百度以上。随后他们又坐车到波斯湾上的铁路终点站班达沙赫普尔去。他们在一家英国军官食堂里吃饭的时候，西顿才闲聊起来，可是他说话的声音象从笛子里吹出来似的，很闷，含糊不清，简直象在讲波斯话。帕格从来没见过抽烟抽得这么凶的人。西顿本人看上去也象给烟熏黄了似的：干瘪、瘦长、皮肤微黑，又大又黄的上门牙间有一个大豁缝。帕格异想天开，认为这个人要是受了伤，流出来的血一定也象烟渍一样发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帕格拿出了一瓶老鸦牌。西顿见了，象小孩儿那样微笑起来。“最过瘾儿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玻璃杯递过去。
那条单轨的铁路跨过死寂的盐滩，蜿蜒着进入了死寂的群山。从飞机上看，这个国家已经够荒凉贫瘠的，可是从火车车窗里看，那就更糟糕。一英里连着一英里寸草不生，所看见的只是黄沙、黄沙。火车停下来换上另一个柴油机车的时候，他们下车溜溜腿。在沙漠上连只野兔的影子都不见，有的只是成群的苍蝇。
“这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的伊甸园，”西顿忽然开口说。“只要有水，有能源，有人来把地整一整，它还有可能恢复旧观。可是伊朗在这个环境里，简直跟海蜇困在岩石上一样死气沉沉。你们美国人能够帮忙，也最好帮个忙。”
他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火车铛铛作响，呜呜叫着沿一条U字形转弯的路基驶上一个遍布岩石的峡谷。西顿打开包，取出火腿三明治，帕格又拿出了老鸦牌。
“我们应该为伊朗做点儿什么呢？”帕格问，一边把威士忌倒进纸杯去。
“把它从俄国人手里救出来，”西顿回答。“这或者是因为你们确实象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利他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看到苏联打完这场战争后就统治全球。”
“统治全球？”帕格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怎么会呢？”
“地理的关系。”西顿喝着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了帕格一眼。“关键就在这儿。伊朗高原挡住了俄国，使它没获得不冻港。因此它在半年里是一个内陆国家。这片高原还挡住了它去印度的道路。列宁曾经贪婪地管印度叫作世界大仓库，说这是他的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可是波斯呢，好象是老天存心要把它当作个大塞子来堵住高加索山似的，它正挡住了大熊的出路。它象整个西欧一样大，而且正象你现在亲眼看到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崇山峻岭、盐滩和沙漠。这儿的人是些粗野的山区部落、游牧民族、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低地人；他们全都非常独立不羁，难以驾驭。”他的纸杯又空了。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了威士忌。“啊，谢谢你。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事实，上校，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可记住：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英国人从一八零零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色。虽然，总的说来，我们搞得很糟，结果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火车呜呜叫着开进了一条漆黑的长隧道，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进耀眼的阳光中以后，西顿正盘弄着他的空纸杯。帕格又给他斟满了。“啊。好极了。”
“你刚才说的是，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正是这话。你瞧，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反对拿破仑，反对德皇，现在又反对希特勒——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管，而大熊每次都抓紧机会捞走一大块肥肉。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沙皇攫取了整个高加索。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战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够支持他们，他们只好退兵。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巴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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