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坐在火车车厢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俩是一对）坐到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前，他们商量怎么在行李架上摆放行李箱、行李包和提兜最好。接下来他们脱下风衣，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各自都知道这事该怎么做。在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那个女的透过窗户看着外面交替飞驰而过的村庄和树林。那个男的在看书。他们俩只是偶尔会相互碰到肩膀、膝盖和座位之间翻下来的扶手上的手指。
她和他，这是我的感觉，在思想上相隔得那么遥远，身体的紧挨反而成了一种对立。
她和我，我们两个靠得更近一些，因为我们都在看田野上的一头鹿。我们两个在分享这头鹿。她没有向他透露一个字。
我心想，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给这个男人写一张明信片，放在他的膝盖上。明信片上写着：“此致衷心问候。”
“请问想买点什么？”每个人走进这家小店时，女店员都会这么问。她辨识每一个顾客，不放过每一个进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帮工是一个铃，形状是一头带着细细的金属铃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门槛，它就会发出响声，将它发出声响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额头上。
我穿过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会穿过一扇玻璃门。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样东西，因为女店员在注视我。这是一种强迫，强迫我有什么愿望。
由于铃的发声部位就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个哽喉的愿望。我必须为进店说明原因，否则那个铃就会把这事闹成一个丑闻。
手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手指弯曲时，皮肤变得苍老。我吃不准手是不是干净。店铺很小，女店员尖眼眶里的眼珠很白。有一瞬间我在想：“从被毁灭了的小地方来的人，他们的手不可能是干净的。”这和洗没洗手没有关系。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苦难，而且和周围的一切以及所有人一样，从中挺了过来的人，肯定会蹭到脏东西。他头上太阳穴后面的那些粘兮兮的东西还没有滴干。他头颅里装的是一条条伤心的和被侵蚀的肮脏。必须把这些肮脏亮出来，就如同一个苹果从中间切成两半后必然会亮出蚜虫啃噬的路径一样。恰恰是在一个小小的店铺里，在因东西不多彼此能保持间距而形成的通透中，人的大脑必须亮出苹果蚜虫的啃噬路径。特别是在一切都受到精心呵护却仍然得不到一点保护的地方，特别是在人们必须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的地方，我会因为憋闷而情不自禁地想到手指上的肮脏。
在一个灾难已经发展成举目皆是的土地上，一个人，一个个体的人是不会受到关注的。在这片土地上，在人的生命中，一个人什么也不是。若干年后，当眼睛和头脑迷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一个人就连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什么都不是了。
在一片贫穷的土地上，求死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大到和死的可能性一样大。死是小事，频繁得甚至都无法把握，是偶然。放眼望去，原因到处都有。谁如果去想，不幸不可能开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结束。谁听到别人的死亡能把自己排除在外。谁不会想到时间长了这事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长到经历那么许多，因此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人们可以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它们赤裸裸的状态。这很容易让人沮丧。如果不幸像粘兮兮的脏东西那样垂挂在太阳穴的后面，那么人们也就是它们的一部分，不幸的一部分。贫困像有愧的良心，像债务，始终无法消除。
我在试穿衣服，因为这一切我都是在营业员的眼睛跟前想的。我脱下我的外衣。一件外衣挂在我旁边的衣架上，不属于我的外衣，不是我想要买的外衣。我解开它的扣子，迅速解开一个又一个扣子，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能思考：扣子如同眼睛。我禁止我思考，因为这个小小店铺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做好准备让我去思考眼睛。
女店员的脸出现在我身后的镜子里。“是同胞吧。”她问，“您是法国人。”我答：“我是罗马尼亚人。”她在镜子里撩开耳朵前的一缕头发。“没关系，”她说，“只要您喜欢这儿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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