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报纸放下，那个厄普顿牧师先生进了吸烟室。
他说：“我把报纸落在这儿了，请问你看见了吗？”
“谢谢，我看过了。”约翰·昆西告诉他。
老人用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把报纸拿起来。
“只要可能，我总买份波士顿报。”他说，“它把我带回过去。你知道，我出生于塞勒姆，那是七十多年前了。”约翰·昆西看着他。
“你出来已经好长时间了吗？”他问道。
“从事外事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老人答道，“我是首批去南海的人之一，第一个拿着手电到了那儿——不过，当时手电光很弱。后来我被派去了中国。”
约翰·昆西对他产生了新的兴趣。
传教士接着说：“顺便说一下，先生，我曾经遇到过另外一个叫温特斯利普的绅士——丹尼尔·温特斯利普先生。”
“真的吗？”约翰·昆西说，“他是我的亲戚。我到檀香山就是去看他。”
“是吗？我听说他回到夏威夷后发财了。我只是在八十年代遇见过他，是在吉尔伯特一孤独的岛上。那是他生命的转折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约翰·昆西还想再听他说些什么，但这位老传教士走开了。他笑着说：“我走了，去欣赏我的报纸。这报上有关教会的消息登得不错。”
约翰·昆西站起身来漫无目标地向外踱去。外面一片黯淡的景色，湍流的海水瑟瑟作响，甲板上不时闪动着一些像他一样漫步的模糊身影，偶尔地、匆匆忙忙走过一位船上官员。他的船舱门朝甲板方向开着，他一下子坐在门外的躺椅上。
在远处，他看见他的服务员在其管辖的客舱里进进出出。那服务员正在紧张地干着晚上的活，把水壶装满水，毛巾摆好，使一切井井有条。
“晚上好，先生。”他说着走进约翰·昆西的房间。现在约翰已进了房间站在门里，后面亮着客舱的灯。那是一个带着金丝边眼镜。留着灰色庞帕杜发型的小个子男人。
“一切都好吗，温特斯利普先生？”
“是的，鲍克，一切都不错。”约翰·昆西笑着说。
“那就好。”鲍克说着，把客舱灯关上，走出去站在甲板上又说道：“先生，我准备给您以特殊照顾。我在名单上看到了您的家乡名。我自己也是一个老波士顿人。”
“是吗？”约翰·昆西热情地说。实际上，太平洋过去是波士顿的郊区。
“我不是说是在那儿出生的。”他接着说，“但在那儿当了十年新闻记者，那是在大学毕业后。”
约翰·昆西在黯淡的灯光下凝视着他。
“哈佛大学？”他问道。
“都柏林，是的，先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你别认为是现在，那是一九○一年级的都柏林大学。然后在波士顿盖泽特报社工作了十年——写报道，当编辑，后来又当了一阵总编辑。也许，我在那儿碰到过你——在亚当斯旅馆的酒吧，比如说，在一场足球比赛前的晚上。”
“很可能，”约翰·昆西说道，“一个人在这种场合会碰到许多人。”
鲍克先生靠在铁栏杆上回忆着：“我难道不知道吗？先生，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那是一位没喝醉的报社记者嘲讽这一伟大职业的好时光。盖泽特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一个叫作阿奇酒店的地方编辑出来的。我们把写好的文章送到那儿的城市编辑手中——他有一个桌面很大的传统的大桌子作为书桌。如果我们确有好文章，他也许会给我们开个鸡尾酒会。”
约翰·昆西笑了。
这个都柏林的毕业生叹息着接着说：“我跟波士顿的酒吧服务员都很熟，他们肯借钱给我。你去过特里蒙特剧院后面胡同里的那个地方吗？”
“蒂姆的地方，”约翰·昆西提示着，回顾着大学生活时的轶事。
“是的，伙计。现在你想起来了。我想知道蒂姆现在干什么呢。对了，还有在博伊尔斯顿的那个地方——但是，当然了，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在弗里斯科碰到的一老朋友告诉我，当我回到比因汤时，看到镜子上的蜘蛛网时，我会心碎的。一切都见鬼去了，如同我的职业。报纸业在继续扩大，成倍增长，把最优秀的特征结合起来；许多人进了城。好人们，真正的人们叹息着那（不该）逝去的日子，也许正在从事一项像我一样的工作。”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好了，先生，作为蒂姆的共同朋友，我愿为您做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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