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查理。”对方说，“是你吗，温特斯利普先生？太好了！马上就要发生重大事件了。请在里韦尔河街九二七号刘因百货商店跟我会面，越快越好。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会找到的。”约翰·昆西大声回答。
“我在河边等你。再见。”
行动，终于采取行动了。约翰·昆西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今晚他盼望的就是行动。跟往常一样，越到紧要关头，车越不争气：跑车在车库里待修，其他的车也都在用。他急忙赶到卡拉考爱大街想租一辆，但恰好看到一辆有轨电车迎面开来，于是便改变了主意，迅速上了车。
没有一辆有轨电车开得这么慢的。好容易到了市中心的福特街拐弯处，他下了车徒步前往。天色还早，但周围却是沉睡般的宁静。成对的旅游者无目的地闲逛着，一群要塞的士兵和几位海军战士在灯光明亮的射击场门口徘徊。约翰·昆西匆匆沿着基恩街赶路。过了中国面条馆和当铺，不一会儿就拐进了里韦尔河街。
他左边是河，右边是一排破旧不堪的平房。他在刘因住的九二七号门口停了下来。门内屏风后面露出几个中国人的脑袋，他们被一开心的小游戏所吸引。
约翰·昆西推开门，铃声响了，一股霉烂的臭味迎面扑来。眼前是一派希奇古怪的景观——成堆的干枯树枝和药草；装满海马骨骼的缸缸罐罐；勾挂着的一只只宰好并着了色的倒霉鸭子；还有成堆成块的猪肉。
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老者站起身，走了过来。
“我找陈查理先生。”约翰·昆西说。
老人点点头，带他到店后对面的红门帘前。他掀起帘子，示意让约翰·昆西进去。穿过帘子，他来到一间未经装饰的屋子。屋内只有一张吊床和一张桌子。桌上一盏油灯在冒出的烟雾后面发着昏暗的光。屋内还有几把椅子。突然，一个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高个子，红头发，浑身散发着海腥味。
“你好。”他说。
“陈先生在吗？”约翰·昆西问。
“没在，他一会儿就来。趁等他的时候，喝点怎么样？嘿，刘，给来两杯做好的米酒。”中国老头儿退了出去。
“坐吧。”那人说。
约翰·昆西顺从地坐了下来，水手也坐下了，一只眼的眼皮不怀好意地搭拉着，一双粗大的毛茸茸的手摊放在桌子上。
“查理马上就到。”他说，“到那时，我将给你们二人讲个小故事。”
“是吗？”约翰·昆西问。
他环视着这间令人作呕的小屋。屋子后部有一扇门，一扇关闭的门。他又打量了一下这位红发水手。他不知道如何才能逃离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他明白了，陈查理并没给他打电话，他又慢慢悟出电话里并不是查理的声音。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这是电话里的声音，一种笨拙地模仿陈说话的声音。但陈是学英语的学生，他平时总从诗歌里干巴巴地、小心谨慎地向外吐着词，其实无非都是洋泾滨英语罢了。没错，侦探他没打电话。毫无疑问他现在在家，正俯身在那棋盘上。但在这儿，约翰·昆西却被关在里韦尔区边远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对一位爱斯基摩水手，此人正斜着眼，狡猾地望着约翰·昆西。
中国老头儿端着两个斟满酒的玻璃杯进来了。他把酒杯放到桌上。红发人端起一杯。
“祝你健康，先生。”他说。
约翰·昆西端起另一杯，放到嘴边。水手眼中流露出可疑的热切盼望的目光。约翰·昆西把酒杯放回原处。
“对不起，”他说，“我不想喝，谢谢。”
满脸红胡子茬儿的水手斜着身凑近他：
“你的意思是不想跟我一起喝了？”他挑衅地说。
“正是。”约翰·昆西回答。他觉得还是尽快了结为好，总比这样悬着强，于是便起身说：
“我要走了。”
说罢便向红门帘走去。水手二话没说就站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约翰·昆西认为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于是便给了他一记耳光。水手很快就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顿时屋内便成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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