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把电话线压断了，通不到市外！”立刻就有一个老人，从与我近得令我意外的那个低处的角落愤愤地回答。
“什么时候能修好啊？”我说。那声音唤起了我一部分陈旧的记忆。
“修电话的那帮小子住在根所家，叫他们他们也不来干活啊。”老人说。他激愤的声音越发高亢起来。我想起来了，他是我小时候就这么易怒而平庸的老邮政局长，可我到底没有搞清，他是用怎样的一种姿态躲在这样低的地方工作的。我转过身来，还是往超级市场的方向走，注意到前面有两个男人相对而立，轮番把手伸向对方的头顶。只是回去的路上风裹着雪花迎面扑来，我躲避不迭，低埋下头走近他们，却早忘了看一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我惦记着在紧闭的大门前傻等的那群“乡下”女人们。走近一看，非但那些女人还站在原地，这短短的时间里竟又多出了十几个人。女人们还是沉静地伫立守候，只是刚才还在跑来跑去、或是蹲在雪地上的小孩子们现在却已经怯生生地抽噎着，搂住妈妈的腰。我停下脚步，想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可在我面前，又有一群男人正在大打出手。他们与我离得这么近，令我感到害怕，又很是大惑不解。对这种有如约会的规规矩矩，默不作声的斗殴，我只好盯着看。
山脚下几个已过中年、一本正经的男人，都穿着没打领带的西装（这还是山脚地区最常见的盛装），一个个烂醉如泥。他们古铜色的脸上闪着热气，喷将出来的狂烈的气息，在风雪中犹如沸水一般。他们全然不管满脚的积雪，踩在松软的雪堆里，更加坚定从容，双眼稳稳地站住。每一出手，他们紧握的拳头总会打到对方的耳朵，下颚或者脖子。这简直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斗犬在嘶咬：愚钝坚忍，默默无声。这时，一个矮小的男人脸上酒后的红晕眼见着消失了，几乎缩成了一团。然而他又挨了一下，于是一声惨叫从他那苍白干硬的脸上的皮肤渗出热汗似地涌了出来。可是，他却匆匆地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拽出个什么东西，用手攥着它，打在对方的嘴巴上。随着一声用铁钩撬开牡蛎似的闷响，一小块带着红血泡的碎片向我这边飞来。那被打的男人双手捂着依旧醉红的下半边脸，弓着腰朝我跑过来，打人的男人放开脚步全速追赶。我分明地听到了挨打人精疲力竭衰弱的呻吟，也听到了追赶人呼呼的喘气声。我转过身目送他们渐渐跑远。然后，我蹲下来，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落到了脚边的雪地上。那雪地早已被踩得一塌糊涂，却还清洁白净，上面有一块杏核大小红色的凹陷。在凹陷的底里，有一颗黄褐色的树芽般的东西，它小小的根部还粘着什么玫瑰色的形如木耳的东西。我伸出手指把它拿到手里，猛然感到心里绞痛般的恶心，将它扔了出去。那是颗带根的残缺的牙齿。我蹲在地上，活像只呕吐不止的狗，孤立无援，虚弱无力地环视着四周。超级市场大门前的女人们，依旧木然地盯着天空兀立不动，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的小孩子们紧紧抓住母亲粗劣的外套的下摆怯怯生生地往这边偷看，好像我成了他们的新的威胁。周围人家里，人们一定是一直在肮脏的玻璃门后的阴影里窥视着这一幕，但他们却缩头缩脑，不肯出来。我慌得撒腿就逃，脚踩着路边还没踩实的软绵绵的积雪，满心是梦魇中遁逃时无依无靠的焦灼，一口气逃到石子路上去。
我震惊不已。自从把自己关在仓房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想与鹰四谈一谈了，我要谈谈我刚才遇到的这一切。我把鹰四叫到上房的檐下。在房里合宿的少年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我不愿意进去。
“从元旦开始，山脚那边就总是在打架啊，阿蜜。”鹰四回答。他倒是全神贯注地听了我的讲述，但全然不睬我极度的震惊。”村里的大人们近来总是火气很大，新年放假，除了喝酒就没有别的事儿做，往年都是那些小伙子早早儿地就生事打架发泄一下，可是这些‘一等乱民’现在正和我住在一起刻苦训练呢。所以呀，没法子，懂事理的大人们才开始自己打架。原来，他们看见年轻人打架，要么袖手旁观，要么调停说和，好借此渲泄一下心中郁积的暴力情绪，可现在，他们自己也打个不停了。可他们打起架来，怕是没人出来劝架吧？成年人打架可和年轻人不同，他们彼此打成一团的话，谁要是参预进去，又不吃亏怕是难了。这样一来，他们打架，也就无人过问，没完没了了！”
“反正我可是没见过像他们这么打架的，那些人把牙都给连根打下来了！”我唠叨着，心里很难接受鹰四那和平常一样的平静的分析。”他们就那样一声不吭，挥着拳头使足力气打来打去。就是喝醉了，这也不对劲么，阿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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