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闭目合眼，深深吸气，开启心扉，用指尖摸索头骨叙述的故事。但其语声过于细微，映出的图像犹黎明空中的远星一样扑朔迷离。我从中读出来的，不过是几个不确切的片断，无论怎样拼凑，都不可能把握整体。这里绵亘着看不见的风景，流淌着听不见的音乐，低吟着理解不了的话语。它时而突然跃上顶峰，时面急剧沉入黑谷。一个断片同另一断片之间不存在任何共通之处。恰如快速转动收音机的调谐钮从一个台调往另一个台。我试图用各种方法尽量将精神集中于指尖，结果纯属徒劳。我觉察得出古梦是想向我倾吐什么，而我却无法将其作为故事解读出来。
或许我的解读方式有某种缺陷。也可能由于他们的语言在漫长的岁月中已彻底磨损和风化。抑或他们构思的故事同我所构思的之间在时间性和背景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只能眼睁睁地默默看着这些异质片断忽而浮现忽而消失。当然，其中也有几幅我已司空见惯的极其平常的景致：白云在空中飘移，阳光在河面跳跃，毫无特色可言。然而这些平庸无奇的景致却使我心里充满无可名状不可思议的悲哀。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这些景致何以蕴含令我如此黯然神伤的要素，一如窗外驶过的船，出现却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杳然远逝。
大约持续10分钟后，古梦开始像退潮一样渐渐失去体温，不一会变回原来冷冰冰的纯粹的白骨。古梦于是再度长眠。所有的水滴都从我两手的指间滴落在地。我这读梦作业永远周而复始。
等古梦彻底凉透，我便递给女孩，由她摆在柜台上。这时间我双手拄着桌面，休息一下身体，放松一会神经。我一天所能解读的古梦顶多也就是五六个。超过此数，注意力便无法集中，指尖解读出的只是微乎其微的片言只语。房间挂钟指向11点时，我已心力交瘁，好半天都不能从椅子直起身来。
此时她总是端来最后一杯热咖啡，也有时从家里带来白天烤的曲奇饼、面包和水果等作为夜宵。一般地，我们都几乎不再开口，面对面地喝咖啡，吃饼或啃面包。我累得好久说不出像样的句子，她也清楚这点，和我同样沉默不语。
“你打不开心扉是因为我的关系？”女孩问道，“我无法回应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才闭得紧紧的？”
我们一如往常地坐在旧桥正中通往沙洲的石阶上眼望河水。一弯凄冷清白的小小的月在河面瑟瑟发抖。由于并肩坐在狭窄的石阶，我的肩一直感觉着她的体温。人们往往把心比做体温，然而心与体温之间却毫不相干，不可思议！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的心不能充分打开估计是我本身的问题，怪不得你。我不能清楚认识自己的心，所以才惶惑不安。”
“心这东西你也琢磨不透？”
“有的时候，”我说，“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有的东西等到理解了又为时已晚。大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尚未清楚认识自己的心的情况下选择行动，因而感到迷惘和困惑。”
“我觉得心这东西似乎是非常不完全的。”女孩微笑着说。
我从衣袋掏出双手，在月光下注视着。被月光染白的手看上去宛如一对雕像，一对完美地自成一统而又失去归宿的雕像。
“我也同样，也觉得它是非常不完全的。”我说，“不过会留下痕迹，我们可以顺着痕迹一路返回，就像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行走。”
“走去哪里？”
“我自身。”我答道，“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没有心哪里也走不到。”
我抬头看月。冬月不自量力地散发出鲜亮亮的光，悬挂在高墙包围下的镇子的上空。
“没有一样可以怪你。”我说。
我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找地方填肚子。我虽然没有食欲，但由于往下不知何时能吃上饭，似乎还是吃点什么为妙。啤酒和汉堡包之类或许能勉强送入胃去。女郎说她中午只吃了一块巧克力，实在饥肠辘辘，她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块巧克力。
为了不刺激伤口，我小心翼翼地把两腿插进牛仔裤，在T恤外面套上运动衫，并加了一件薄毛衣。出于慎重，我又打开衣箱，拿出登山用尼龙防寒衣。女郎那套粉红色西装裙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适于地下探险，遗憾的是我衣箱里又没有适合她体型的衣裤。我比她高10来厘米，她大概比我重10多公斤。当然最理想的是去商店买一套容易施展拳脚的装备，但正值深更半夜，所有商店都已关门闭户，好在我以前穿过的一件美军处理的厚作战夹克还算符合她的尺寸，便递给了她。高跟鞋也成问题，她说事务所里有运动鞋和长胶靴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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