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3张照片。本来恨不得背过脸去,但不能。
“不认识。”我说,“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学富有文学性地重复一遍,“彻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们看到了,在现场。蛮不错的女子,一丝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个不错的女子。但已经死掉,不错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了,赤身裸体也无所谓了。死人一个而已。再放下去就会腐烂,皮肤胀裂,血肉露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过那种光景?”
我说没有。
“我们看过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错与不错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烂肉罢了,和烂掉的烤牛肉一样。闻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饭。虽说我们是老手,可惟独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只剩有骨头,这回臭味是没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还好看。总之骨头是干净的,不坏。不过,这女子还没到那般地步,没有腐烂,没见骨头。仅仅是死掉,仅仅是变僵,硬挺挺的。是个不错女子,这点分明看得出来。要是能趁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尽情大干一场该有多妙!但如今日睹裸体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和死毕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儿,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儿也有生存的权利,才20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头脑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犯人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犯人,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犯人可能还将继续杀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间,这女孩儿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定了一间双人房,5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6点时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7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点是退房时间,12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儿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来来往往,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3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6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12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9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知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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