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男子隔桌对坐。女侍来之前两人都一言未发。我们隔着桌子目不转睛地对视。随后,男子要了两杯咖啡。
“你为什么一直跟在她后面呢?”男子用足够客气的语调问我。
我默然不答。
他以没有表情的眼神紧紧盯视我。“你从涩谷开始就紧跟不放,”男子说,“跟了那么长时间,任凭谁都要发觉的。”
我什么也投说。料想是女子意识到我在跟她,进咖啡馆打电话把这男子叫来了。
“不想说,不说也无所谓。你就是不说我也完全晓得怎么回事。”男子大约有些激动,但语调全然不失客气与平静。
“我可以干出几种事来。”男子说,“不骗你,想干就干得出。”
往下他便只是盯住我的脸,意思像是说不再解释也该明白吧。我依旧闷声不响。
“不过这次不想扩大事态,不想挑起无谓的风波。明白吗?仅此一次。”说着,他把放在桌面上的右手插进大衣口袋。从中掏出一个白信封,左手则一直置于桌面。是个工作信封,没有任何特征,雪白雪白。“所以只管默默收下。想必你也不过是受人之托,作为我也想尽量息事宁人。多余的话希望你一句也别说。你今天没有看见任何特殊情形,也没遇见我,明白了吗?若是我知道你说了多余的话,上天入地我也会找出你算账。所以盯梢的事请到此为止。双方都不愿意节外生枝吧?不是吗?”
如此说罢,对方朝我递出信封,就势站起,旋即一把抓起账单,大踏步离去。我目瞪口呆,依然坐在那里半天没动,之后拿起桌面上放的信封往里窥看:万元钞十张,一道摺也没有的崭新的万元钞。我口中沙拉沙拉发干。我把信封揣入风衣袋,走出咖啡馆。出门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那男子后,拦出租车返回涩谷。
便是这么一件事。
我仍保留着那个装有十万元的信封,就那样藏在抽屉里没动。遇到不眠之夜,我时常想起他的脸,就好像每当发生什么事,不吉利的预言便浮上脑际。那男子到底是谁呢?还有,那女子是不是岛本?
事后我就此事件设想了几种答案,那类似没有谜底的谜语。设想完了又将其推翻,如此反复多次。那男子是她的情夫,把我当成了她丈夫雇用的摸底私人侦探之类——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设想。而且那男子企图用钱收买我封我的口,或者以为我在跟踪前目睹了两人在一家旅馆幽会也未可知。这种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二来也合乎逻辑。然而我还是无法打心眼里认同这个假设。其中有几点疑问:
他说想干就干得出的几种事究竟是哪种事呢?为什么他抓我手臂的方式那么奇特呢?为什么那女子明知我跟踪却不坐出租车呢?乘出租车当场就可把我甩掉。为什么那男子在没弄清我是何人阶情况下就满不在乎地递出十万之多的日元呢?
怎么想都是难解之谜。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一事件统统是自己幻觉的产物,是自己头脑中捏造出来的,或者是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长梦、而梦披上现实的外衣紧紧贴在我的脑际。然而实有其事。因为抽屉中实实在在有白色信封,信封里又装着十张万元钞。这无疑是一切乃已然发生之事的物证——实有其事。我不时把那信封放在桌面上盯视。完全实有其事。
三十那年我结了婚。暑假一个人外出旅行时遇上了她。她比我小五岁。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时突然下起急雨,跑去避雨的地方正好有她和她的女友。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心情也因此得以放松,于是在天南海北的闲聊中要好起来。如果天不下雨或当时我带伞(那是可能的,因为离开旅馆时我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带伞),那么就不会碰上她了。而若碰不上她,恐怕我现在都将在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晚上一个人背靠宿舍墙壁自言自语地喝酒。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认识到这样一点:其实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可能性中生存。
我和有纪子(她的名字)可谓一见倾心。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要漂亮得多,但吸引我的是有纪子,而且是不容分说的势不可挡的吸引。一种久违的吸引力。她也住在东京,旅行归来后也见了几次,越见越喜欢她。相对说来,她长相一般,至少不属于走到哪都有男人上前搭话那一类型。但我从她的长相中明确感受到了“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我中意她的相貌,每次见面都注视好大一会儿,强烈地爱着其中流露出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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