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吹口哨填埋沉默。《我的至爱》、约翰·科特伦的高音萨克斯。不用说，我不熟练的口技不可能缕出密密麻麻铺满音符的复杂的即兴曲，无非把脑袋里想出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声音而已，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些。看表，早上十点半。大岛此刻想必在做开馆准备。今天是……星期三。他往院里洒水，用抹布擦桌子，烧水做咖啡——我在脑海中推出这些场景。那本该是我做的事，可我现在置身于森林，并朝着更深的地方行进不止，谁也不知晓我在这里，知晓的只有我，加上它们。
我沿那里的路前行。称之为路或许勉强，大概是水流花了很长时间冲出的自然通道。森林里每下一次大雨，颇有速度的水流便急剧地冲剜去泥土，卷走杂草，露出树根，遇上巨石就绕弯而下。雨停水息之后，遂成为干涸的河床，形成人可以行走的路。那种路径大多为羊齿和绿草所覆盖，稍不注意就迷失不见。有的地方坡很陡，须手抓树根攀登。
不觉之间，约翰·科特伦已不再吹奏高音萨克斯。耳朵深处正在回响马克·泰纳(MCCOYTYNER)的钢琴独奏，左手刻录单调的节奏模式，右手一摞黑黑厚厚的和音。它将某人(没有名字的某人、没有面部的某人)黯淡的过去被像拉肠子一样从黑暗中拉出的光景巨细无遗地描写出来，宛如描写神话场面。至少在我耳里听来是这样。我将不屈不挠的循环反复一点点切割成现实场景予以重新组合，那里隐约有催眠的危险气味，一如森林。
我边走边用左手拿着的喷漆在树干上轻轻地留下标记，并屡屡回头确认那黄色标记是否看得清楚。不要紧，表示回程路线的标记如海上的浮标参差不齐地首尾相连。为慎重起见，我又用柴刀不时在树干上砍出痕迹。这也是一种标识。并非任何树干都那么容易留痕，我这把小柴刀完全咬不动的也有。每当碰上不甚粗又似乎软些的树干，我就在它身上砍下一刀，留下崭新的刀痕。树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击。
大大的黑蚊子时不时如侦察员一样飞来，企图扎进我裸露的肌肤。耳畔“嗡”一声响起振翅声。我用手赶开或把它拍死，拍时“喀哧”一声，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感。有时它吸足我的血，痒感随后袭来。我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揩去手心沾的血。
过去在这山里行军的士兵们若是夏季也难免为蚊子烦恼。不过，所谓“全副武装”究竟有多重呢？铁疙瘩般的旧式步枪，为数不少的子弹、刺刀、钢盔、若干手榴弹，当然还有粮食和水、挖战壕用的铁锹、饭盒……估计有二十公斤左右。总之重得要命，和我这尼龙袋不可同日而语。我不由得幻想自己在眼前树木茂密的拐角处撞上那些士兵们，但士兵们早已消失，消失六十多年了。
我想起在小屋檐廊里读的拿破仑远征沙俄。一八一二年夏天朝着莫斯科长途行军的法军士兵也该被蚊子折腾得好苦。折腾他们的不光是蚊子，法军将士必须同其他许许多多困难殊死搏斗，饥渴、泥泞的道路、传染病、酷暑、袭击拖长的补给线的哥萨克游击队、缺医少药，当然还有同俄国正规军进行的几场大会战。好歹进入居民逃光已成空城的莫斯科的部队人数由最初的五十万骤减到十万。
我停住脚步，用水筒里的水湿润喉咙。手表上的数字正好变成11时。图书馆开门的时刻。我想象大岛开门和坐在借阅台里的身影，台面应该一如平时放有削尖的长铅笔。他不时拿起铅笔团团旋转，用橡皮头轻轻顶住太阳穴。如此光景真真切切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而那场所却距我那般遥远。
大岛说，我没有月经，乳头无动于衷，但阴蒂有感觉，性行为不是通过xx道，而是通过肛门进行。
我想起大岛在小屋床上脸朝墙睡觉时的身姿，想起那里残留着的他或她的气味。我在同一张床上、在那气味的拥裹中睡去。但我不再想下去了。
我想战争，想拿破仑的战争，想日军士兵不得不打的战争。手中有柴刀确实的重感，刚磨出的锋利的白刃耀眼眩目，我不由得移开眼睛。为什么人们要打仗呢？为什么数十万数百万人必须组成集团互相残杀呢？那样的战争是仇恨带来的，还是恐怖所驱使的呢？抑或恐怖
和仇恨都不过是同一灵魂的不同侧面呢？
我往树干上砍了一刀。树发出听不见的呻吟，流出看不见的血。我继续行进。约翰·科特伦又拿起高音萨克斯。反复切碎了现实的场景，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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