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转椅上坐着不动，四下打量房间。墙上挂一幅绘有此地海岸风景的油画，式样虽老，但颜色新鲜。写字台上摆一个大烟灰缸，一个绿罩台灯。按下开关，好端端放出了光明。正面墙壁挂一老式黑钟。样子蛮滑稽，但时针指的时间准确。木地板很多地方都磨秃了，走上去低声吱呀作响。
参观完了，大阪来的夫妇向佐伯道谢回去，说夫妇同时参加了关西一个短歌协会。太太倒也罢了，可这位丈夫能吟出什么短歌呢？光是当应声虫和点头总不至于写出短歌。那里边需要有自发性的东西才是。或者说惟独吟咏短歌时此人从某处搬来现成的什么不成？
我返回阅览室接着看书。下午阅览室来了几个人。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看书用的老花镜。戴上老花镜，人们的脸形都好像差不多。时间过得非常缓慢。人们只在这里安安静静专心读书，没有人说话。也有人趴在桌面上做笔记，而大部分人则默默看书，也不改换姿势，在各自的座位上看得全神贯注，和我一样。
五点我合上书，放回书架，走出图书馆。
“早上几点开门？”我问。
“十一点。休星期一。”他说，“明天还来？”
“如果不添麻烦的话。”
大岛眯细眼睛看着我：“哪里谈得上麻烦，图书馆本来就是想看书的人来的地方。一定再来。对了，你总是拿那样的东西走？像很重似的。里面到底装的什么？南非金币？”
我一阵脸红。
“算了算了，说着玩的。又不是真想知道。”大岛用铅笔头上的橡皮顶住右侧太阳穴，“哪，明天见。”
“再见。”我说。
他没有扬手，举起铅笔作答。
我乘上来时那列电车回到高松站，在车站附近一家看样子便宜的饭馆里点了炸鸡块套餐和蔬菜色拉，饭多要了一碗。吃罢喝温吞吞的牛奶，又在小超市买了两个饭团以便半夜饿时充饥，之后朝要住的宾馆走去。走得既不太快，又不过慢。走法跟极普通的人一样，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注意。
宾馆规模固然不大，但属于典型的二流商务宾馆。我在前台住宿登记簿写上假住所假姓名假年龄，预付了一天的房费。我有点紧张，但他们根本没向我投以疑神疑鬼的目光，也没有大吼大叫——“喂喂，别乱弹琴，我们心里一清二楚，你不是离家出走的十五岁少年吗？”一切都是事务性的，风平浪静。
我踩着发出“咔嗒咔嗒”不吉利声响的楼梯爬到六楼。房间细细长长，冷漠的床，硬硬的枕，小小的桌，不大的电视，晒褪色的窗帘。洗澡间还没有壁橱大。无沐浴露无洗发液。从窗口看见的只是邻楼的壁。但是有屋顶、水龙头有温水流出，光凭这点就必须谢天谢地。我把背囊放在地板，在椅子上坐下，让身体适应这个房间。
我自由了。我闭起眼睛，就自己自由了这点思索一阵子。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自由这东西是怎么回事。现在明白的只是自己成了孤身一人。孤身一人住在陌生的地方，如丢了指南针丢了地图的孤独的探险家。莫非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连这点我都稀里糊涂。于是我不再思索。
在浴缸里泡了很久，在洗漱台细细刷牙，躺上床后又看了一会儿书。书看累了，打开电视看新闻。同今天一天我身上发生的事相比，哪条新闻都毫无生气无聊至极。随即关掉电视，缩进被窝。时针已划过十点，但一时很难入睡。新地方的新一天。这天也是我十五岁生日。一天的大半在那座不可思议而又无疑充满吸引力的图书馆度过。遇见几个新人。樱花。大岛和佐伯。庆幸的是都不是那类给我威胁的人。兆头或许不错。
接下去，我想到野方的家和此刻应该在那里的父亲。对于我的突然失踪他有怎样的感觉呢？看不见我他会一阵释然还是为之困惑呢？或者几乎无动于衷亦未可知。甚至有可能觉察不出我的不在。
突然一阵心血来潮，我从背囊里拿出父亲的手机，接上电源，试着按了按东京家里的号码。立刻响起呼叫音。相距七百公里之遥，呼叫声却像打给隔壁房间一般清晰。意料不到的新鲜感令我吃惊。又按了一次，关掉。心脏跳动加快，久久不能平复。电话活着，父亲还没有取消电话号码合同，说不定尚未发觉手机从书桌抽屉中消失。我把手机放回背囊格袋，熄掉枕边灯，合上眼睛。梦也没做。这么说来，已有很久很久没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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