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午后2时30分。
“要很多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难，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4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有什么理由非戴一顶红塑料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172厘米，体重63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里很可能有50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1分钟通常47次，高烧38．5度时也不过70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走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条带有奶油色小小水珠图案的领带，还是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4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水珠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水珠领带。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水珠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卫生球，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严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总之，我的水珠形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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