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有一天，大约是1938年4月末吧，我被参谋本部一个上司叫去，让我见一个叫山本的便服汉子。此人短发，仁丹胡，个头不怎么高，年龄三十五六岁。脖子上有一道刀砍过似的伤疤。上司介绍说：山本是民间人士，受军方委托正在调查满洲国境内蒙古族人的生活习俗。这次要去呼伦贝尔草原同外蒙接壤的边境地带调查，军方准备派几名护卫随行，你也作为一员同去。但我不相信这番话。因为山本这个人固然身穿便服，但怎么看都是职业军人，眼神说话方式和举止都说明这点。我猜测是高级军官且是情报方面的，大概出于任务性质而不便公开军人身分。这里边透出凶多吉少的预感。
“与山本同行的连我共三人。作为护卫来说未免过少，但增加人数，势必相应引起国境附近外蒙军队的注意。看样子少而精，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就唯一身为军官的我来说就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计算战斗力，只有深野军曹一人。深野是参谋本部里的士兵，我也很熟悉，可说是行伍中滚爬出来的，还在中国战场立了战功。此人胆大，关键时刻能顶得住。但我不晓得一个姓本田的伍长何以参加进来。本田和我一样都刚从国内派来不久，当然也谈不上实战经验，看上去人很老实，沉默寡言，打起仗来不像能有多大用处。再说他属第七师，就是说，是参谋本部为执行此次使命特意把他从第七师选拔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具有这个价值。而真正明白个中缘由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所以被选为这次护卫的指挥，是因为我主要负责满洲西部边境和哈拉哈河流域的地理情况，充实这方面的地图是我的主要任务。曾坐飞机在那一带上空飞行过几次，所以想必上司认为我去多少方便些。此外还交我一项任务，就是在护卫的同时详尽地搜集该地区的地理情报，提高地图准确度，即所谓一举两得。我们当时手中关于呼伦贝尔草原与外蒙交界一带的地图，老实说是相当粗糙的，不过是把清代地图多少加加工罢了。关东军自满洲建国以来勘察好几次，准备绘制准确些的地图。无奈国土过于辽阔。加之满洲西部全是沙漠般漫无边际的荒野，国境线有也等于没有。况且那里原本住的是蒙古牧民，他们几千年来从不需要国境线，也没那个概念。
“此外政治上的原因也推迟了准确地图的绘制。因为，如果单方面擅自划定国境线搞正式地图，很可能引起大规模军事纠纷。与满洲接壤的苏联和外蒙，对犯境极为神经质，以前就已围绕国境线发生过几次激烈战斗。在当时那个阶段，陆军不愿意同苏联交火。陆军已将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没有分兵大规模对苏作战的余力。不但师团数量不足，坦克、重炮、战机数量也不够。军部认为当务之急是使建国不久的满洲国的国体稳定下来，而北部、西北部国境线的明确划分不妨推迟一步。目的在于暂且糊涂着以争取时间。风头正劲的关东军也大体等重这一见解，采取静观姿态。于是一切就这么稀里糊涂搁置下来。
“问题是无论用心如何，一旦打起仗来（实际上诺门坎第二年就打起来了），我们没有地图是无法作战的。并且普通民用地图还不行，而需要作战用的专门地图。比如适合在何处构筑何种工事，重炮置于何处最有效，步兵步行到彼处需几日时间，何处可取得饮用水，马匹粮草所需多少——需要包括这些详细情报的地图。没有这样的地图，打现代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同情报部的工作有相当多交叉部分，同关东军情报部和设在海拉尔的特务机关频繁交换情报。人员也大致相互认得。但山本这个人却是第一次见。
“经过五天准备，我们乘火车从新京往海拉尔进发。再从海拉尔转乘卡车经过有一座叫坎杜尔庙的喇叭寺院的地方，来到哈拉哈河附近满洲国军国境监视所。准确数字记不清，作为距离我想有300至500公里。一眼望去，真个是什么也没有的空荡荡的荒野。出于工作性质，我一直在卡车上拿地图同地形对照。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堪称标志的东西可以利用。长满蓬蓬荒草的丘陵绵延不断，地平线无限扩展开去，唯独天空有云片飘浮。在地图上根本没办法搞清我们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只能通过计算行进时间来大体判断方位。
“在这荒凉风景中默默行进起来，有时会涌起一股错觉，觉得自己这个人正失去轮廓而渐渐淡化下去。周围空间过于辽阔，难以把握自己这一存在的平衡感。明白吗？只有意识同风景一起迅速膨胀、迅速扩散，而无法将其维系在自己的肉体上。这是我置身于蒙古大草原正中的感觉。多么辽阔的地方啊！感觉上与其说是荒野，倒不如说更像是大海。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升起，缓缓跨过中天，在西边地平线沉下。这是我们四周所能看到的唯一有变化的物体。它的运行使我感觉到某种或许可以称为宇宙巨大慈爱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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