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我们都正20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的烟。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有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碾死在纸杯里。
“那座城市真个无聊透顶!建造那么无聊的城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无法想象!”—
“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我试着说了一句。
直子摇摇头，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艾丽丝漫游奇幻记》里边的波斯猫。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不可思议。
对了，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月台上跑来跑去的狗。
4年后，1973年5月，我一个人找到那座车站，为了看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
我从车上——从只有眼看就要生锈的凄凄惶惶的两节车厢的市郊电气列车上下来，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令人怀念的青草气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游气息。5月的风一如往昔从时间的远方阵阵吹来。若扬起脸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云雀的呜叫。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坐在车站长椅上，以很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清早走出宿舍时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似乎一切不过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永无休止的dejavu[①dejavu：法语。未曾经历的事情仿佛在某处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既视感,且重复一次恶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曾跟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挤唾在一起；天亮时有人踩我的脑袋，道一声对不起，随即传来小便声。周而复始。
我松了松领带，嘴角仍叼着香烟，用尚未合脚的皮鞋咔嚓咔嚓使劲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为了减轻脚痛。痛倒是没那么厉害了，却持续带给我一种乖戾感——就好像身体被另外分成了几部分。
狗没出现。
乖戾感……
时不时有这种乖戾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两块种类不同且夹带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
睁眼醒来，两侧有双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觉虽说以前经历过几次，但两例睡有双胞胎女孩毕竟头一遭。两人把鼻尖触在我两肩，很惬意似的睡个不醒。一个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会儿，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睛，毛手毛脚穿上脱在床下的衬衫和蓝牛仔裤，不声不响地在厨房烧咖啡，烤面包片，从电冰箱拿出奶油摆上餐桌。动作甚是训练有素。不知名的鸟儿落在窗外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上，机枪般叫个不止。
“贵姓?”我问两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脑袋像要胀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侧的说道。
“实际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边的说，“明白?”
“明白。”我说。
我们隔桌而坐，嚼烤面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够味儿。
“没名字不方便?”一个问。
“方不方便呢?”
两人想了一阵子。
“无论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话，你适当给取一个好了。”另一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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