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传说,曹操听后喜形于色。
孔明成为孤儿后,前去投靠叔父诸葛玄。叔父逝世后他又移居荆州,荆州聚集了从各地躲避战乱的人们,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望族,因而那里也应该盛行人物评论。
孔明在他们中间得到的评价一定最好,刘备在与他们见面交谈中大概对孔明十分欣赏。
《三国志》是从黄巾之乱开始的中平元年(184)说起的故事,可那时孔明还未满三岁,因此他登上历史舞台是赤壁之战以后的事情。不久曹*去,刘备也在白帝城结束了一生。
孔明作为新时代的明星登场。他不能像以前那样,他不仅要在外交和经济方面,而且还要在他不太擅长的军事方面,都必须成为一国的最高统帅。
在《三国志》的登场人物中,最被传奇化粉饰的人物当属孔明。
在正史中,这么概括了孔明: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孔明是一位纯粹正直的人,而没有随机应变的才能。孔明的崇拜者对这种评论愤怒已极,他们反驳正史作者陈寿因是“泣斩马谡”一事件中受惩罚之人的子孙,故而歪曲历史。
我个人认为孔明过于正直,是一位无私的人。正因为得到那么多人的同情,才在小说化时将他进行了善意的粉饰。
孔明大志未展身先卒的悲剧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不管是戏剧还是小说都已将他圣人化。
就连他的夙敌不也对他给予同情吗?夙敌的总指挥官是魏的司马仲达。
“死诸葛吓走活仲达。”
有这种说法,即孔明死后开始撤退的蜀军只作出了反攻的样子,仲达却害怕中了孔明的计谋慌忙逃走。
其实,司马仲达并非是那种人,他可能要为悼念死去的孔明献上花束吧。我在小说中是这么写的,我认为没有错。
孔子在《论语》中说“述而不作”,其意为自己只讲述以前传承的道德而不创作。后世扩大解释这句话,变为“不能创作”之意。儒教被国教化以后,孔子的话被绝对化。由于这种原因,似乎可说中国文学中小说、戏曲等创作文体,与诗歌和随笔相比不兴旺。可《西游记》却是一个例外,同样作为故事,《三国演义》的内容几乎都来自史实,与此相比《西游记》除玄奘三藏去印度取经以外,其他都属于虚构。
据说,《西游记》是明代吴承恩在16世纪后期创作的,但这只是充实整理到现在的样子,其实玄奘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就有。这种证据到处可见,例如在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的塔上,有手持大刀的猴子雕塑。这座塔为宋代建造,要比吴承恩写《西游记》早数百年。另据文献记载,寺院壁画上有玄奘“西天取经”的画面。壁画上,参拜人不只是在观看,也应在听和尚一边指着壁画一边讲述难得的佛法。
为了说明佛经有多么珍贵,用去印度艰难取经的故事最为适合。故事中妖魔鬼怪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越显得佛经珍贵。和尚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编造出妖魔鬼怪登场。
如果所讲内容空洞乏味,就是信徒也会打瞌睡,还会出现转身离去的人。此时讲经的和尚会迅速作出各种反应。
“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已困了,好像没什么意思吧,下次应删掉这段。……”
结果变成这样。
与此相反,觉得很有趣的内容,信徒们听得津津有味、两眼发光,那应设法把这些内容再加工延长一些。
“西天取经”的故事是根据前来听佛法的善男善女的反应逐渐改编而成。换句话说,《西游记》是由百姓创作的。当然不是百姓亲自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由讲述者观察听众的“反应”然后润色加工而成的。因而故事反映了百姓的喜怒哀乐。经过代代相传,到明代终于由吴承恩这位文人对全部故事进行了整理。这大概是《西游记》诞生的真相。
在这个世上生活的百姓深受各种束缚,上面发布“不许……”的繁多禁令,无论是乡村生活还是大杂院生活,人们都会感到自己被人情世故所束缚,不能任意行动。他们在内心深处渴望摆脱各种束缚,踢开绊脚石,祈望自由自在地行动。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至少想在故事的世界里,听到实现自己愿望的内容。孙悟空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似乎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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