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粉碎一切，令人心痛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不大乐意似地停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香肠、配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进食。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将近20公斤重的大锤子掌握在醉醺醺的工匠手里，岂不教人害怕？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动工，一直到将近7点，从不小憩。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7或11个小时。他说，冬天才如此。夏天呢？每周6天，每天12到13个小时。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茶吃点心。他乐了：“好短的一天！”。他还问有没有英国砖石工可以和他一道工作，他愿意领教领教。我料此人选难求。
收工了，我和妻穿起厚衣，好像要在北极野餐似的，在院子里做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
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都齐全，只是没有墙，不能遮挡零度以下的寒风。不过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红酒在身体里渐渐变成热流，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
来自英伦的声音
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开花的枝头，也不曾借着马索家屋顶下的老鼠来传达，而是来自英国。
抑郁的一月过完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象不到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传出一个快要从我记忆里消失的声音，某个相识而不相熟的人以轻快的语调询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我尽量含糊其辞，因为若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冻区内，季风从厨房的窗洞口呼号而入，临时搭建的三夹板墙有倾覆的危险，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让人灰心丧气。
电话内容有固定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一个勉强维持礼貌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想到来看我们，现在却忽然表现出对我们的极端热情，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种荣宠。
然而我们不知如何应付：对享受阳光之后还要求免费食宿的这些厚脸皮之人，一般的社交推辞是不管用的。那星期恰好另有客人？没关系，我们延后一周来。你家里有好多建筑工人在做工？不要紧，反正我们白天都待在游泳池边上。你在游泳池里养了食人鱼，车道上挖了大坑，坦克车都掉得进去？你现在吃全素，一点荤都不沾？你怕你家的狗身上带有狂犬病菌？不管我们怎么说，对方会决意前往，毫不动摇。
我们把有人要来侵袭的事，告诉较早迁来的同胞，他们都经验丰富。他们说，迁来的第一个夏天，总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那以后，你就学会了拒绝。否则，你会发现自己从三月的复活节直到九月，仿佛经营着一家小旅馆，只是绝无利润可言。
说得有理，却无法实施，这会更让人沮丧。我们神经紧张地等候下一次电话铃响。
工匠们各尽风流
生活起了变化，工人居功自傲。早上要六点半起来，才能宁静地吃早餐。稍有迟延，厨房传来的音响便阻止了任何交谈。一天早晨，钻子和锤子叮哨声不绝于耳，我看到我妻的嘴唇在动，却无一字传入我耳中。最后她递过一张字条：趁着灰尘没掉进杯子，快把咖啡喝了吧。
工程确有进展。厨房剥成空壳之后，工人开始以同样的喧嚣重建。所有的材料都经由木板搭成的斜坡，从离地三公尺高的原来窗口运进来。他们力大无穷，而狄第埃似乎可以充当一架起重机用。把装满湿水泥的独轮手推车推上斜坡时，他嘴角衔着烟，另一边嘴角却自然地吹着口哨。我实在不明白这三人如何能在局促的空间、寒冷的天气、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而仍然保持绝对愉快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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