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你们干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作为不是太可恶了吗？——他们害怕的是会被臭骂一顿。
如果是珍宝，由于人们记着耳房之事，后来总有一天会打开取出。但信仰极强的西夏政权对刊印佛典之事相当积极，因此，藏在耳房里的经书已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便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敦煌石窟后来荒废了。到清末时，各石窟开始有人居住。关于发现耳房的经过，由于发现者王道士本身的说法就不一致，所以始终未有定论。
“有一天，墙壁的一部分突然塌下，露出一个大洞来——”他有时候这样叙述，有时却说，“我在墙壁上发现一处裂痕，便用线香刺进去。这线香竟然一直刺到里面，我觉得奇怪，所以把墙壁挖开，结果发现墙壁那边是一个空洞，当时我实在吓了一大跳。”
王道士交代别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记载的是前面的说法，但事实似乎是后者之说较为正确。
线香是吸食鸦片的用具之一。墙壁上的龟裂应该只在表面，一炷香能刺进那么深，的确令人产生疑问。王道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挖开墙壁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是不希望让人知道他有抽鸦片烟的习惯，所以编出墙壁倒塌的故事吧？
王道士向衙门报告这件事，但敦煌县的乡下官吏当然不可能知道藏在耳房里的古文书之价值。
就由你妥善保管吧！——官吏好像对王道士说了这类的话。
在敦煌发现古文书的消息被刚好在附近的外国探险家听到，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向王道士买走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法国人伯希和闻讯赶到。不久之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购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据说，在耳房里发现的古文书多达二万件，但由于一张纸和一本厚厚的书都以一件计算，因此，由这个数字来推测数量之多寡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不少文书上面写有日期——时间都在十世纪以前，所以我们因而得以推测那批古文书是于西夏攻打敦煌之际被藏起来的。
附记：耳房由于是藏匿经书的地方，因而有“藏经洞”之名。关于此一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推测：中国人有“惜字纸”的习惯，一般人绝不糟蹋写有文字的纸张，且禁止随便放置，或揉成一团丢进字纸篓里。尤其经文这一类的东西。再旧也不得丢弃，因而利用耳房等地方妥善收藏——这是做此推测者的理论依据。其中以用旧的东西居多，但也包含不少写坏的以及为练习而书写的。这样的东西是否有加以藏匿以免被敌人摧毁的价值，是此一说法值得怀疑之处，然而其说法却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论如何，封住藏经洞是西夏来袭的时期。这是千真万确之事。
发现敦煌古文书一事，给学界带来极大震撼。由于屡次战乱，利用纸张书写的文书，在中国已甚少传存。十世纪以前，印刷技术尚欠发达，文书一概利用手写，份数因而极为有限，这也是这类东西容易散失的原因。
原本几乎未见十世纪以前的古文书，现在却在敦煌一举大量出土。只闻其名而未见其物的书籍，也纷纷出现在敦煌。以唐末之动乱为歌咏对象的长诗《秦妇吟》曾经风靡一时，全文却失传已久，现在连这篇诗文也在藏经洞内被发现，文学史家怎能不为之欣喜若狂？
除了与佛教、文学有关的书籍以外，连摩尼教文献也在这六坪左右的小房间里被发现。
对敦煌出土文献之研究，甚至形成所谓的“敦煌学”，斯坦因带走的文物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伯希和带走的文物则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而到八十年后的现在，这批古文书的整理工作尚未完竣。
镇压河西四郡的李元昊，终于于1038年自称为大夏皇帝，并且使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六个字元号——“天授礼法延祚”。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宋朝廷大怒，将西夏王李元昊的赐姓官爵全部剥夺。李元昊的李姓乃唐朝所赐，自从西夏臣从宋以来，他也已受赐宋之国姓赵，因此，此时的名字应该是赵元昊。
赵姓、定难军节度使以及西平王等，都是西夏获授自宋的姓氏、官爵，李元昊当然一点也不在乎这一切被剥夺，已经以皇帝自称的他，早就把这一切弃如敝屣。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陈舜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