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权臣崔氏已经没落，但另外的权臣金俊却起而代之。高丽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统治下。就在太子倎与忽必烈于汉地会晤时，他的父亲高丽王死了。蒙古把原本应该留下来作为人质的太子送回国。倎于归国后即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元宗算来与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谊，他遂意图仰赖蒙古的力量，铲除金俊等权臣的专擅。虽然蒙古与高丽的国交已行恢复，但这并不是对等的国交。
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怀柔高丽算来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切断高丽与南宋的关系，等于使南宋进一步孤立。
如果连日本也拉拢得到，南宋就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对蒙古皇帝做如此进言的，是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对日本而言，这成了第一次元寇的开端。第一次元寇以使南宋孤立为主要目的。
一说为日本海贼当时对朝鲜半岛海岸极尽掠夺之能事，高丽因而企图借蒙古的力量以镇压海贼。但这是不足采信的说法。蒙古确实无比强大，却视水战为畏途。如果决定要攻打日本，这件事一定会命令高丽去做，反而将成为高丽的一大负担。
因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蒙古为了孤立南宋而意图与日本联手。但蒙古与他国联手的意图，就是使之臣服。
元在高丽人赵彝的进言之下，意图诏谕日本。
元派遣的使节是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黑的和礼部侍郎（教育部次长）殷弘这两个人，而由高丽派出作为向导的是枢密院副使宋君斐。
《元史》有“未至而还”的记载，而使节提出的辩解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实际上，那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的高丽，判断日本会对黑的等人所携带的诏书反应激烈，拒绝缔结友好关系，而有这样的说辞。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诏书中一开头就以小国称呼对方，最后更以如下之语作为结尾：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我不想用兵，但不得已时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忽必烈对半途而归的使节极为恼怒，厉声谴责不可以风涛险阻为半途而废的理由，并且派遣第二次诏谕使节，国书被送至镰仓后转送至京都，日本政府最后决定不予受理。使节在日本滞留六个月后，毫无成果地空手而归。忽必烈在激怒之下，命令高丽建造一千艘巨船。
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见于元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使节到达对马后折返。诏谕之举后来又有过多次，而镰仓幕府却依然拒绝受理。
元的远征日本之所以拖延，是因为高丽的抵抗势力“三别抄”占据着南方的海岛，在渡海上有安全的顾虑。攻陷三别抄的根据地耽罗后，远征的障碍才得以清除。
对日本的远征军于1274年出发，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由世子忠烈王即位。由于忠烈王娶元的皇女为妃，因而采取亲元的态度。但由于他对元强人所难的造船命令也勉强接受，使得人民疲惫到极点。
至元十一年在日本是文永十一年。
这是第一次元寇。
元军攻打博多、箱崎两地。日本军打的是古代战法，而元军则采取集团战法，日本武士由于没有经历过响彻云霄的战鼓声、呐喊声以及大炮，因此，不仅是人，连马匹都惊慌不已。
但日本军却奋战到底。尤其日本军不时展开夜袭这个拿手好戏，使得蒙古军为之胆战心惊。由于这个缘故，蒙古军虽然登陆作战，到了夜晚就一定撤回船上。只要在巨船上，绝无遭受夜袭之虞。日本军只有小舟，因此，即使前来偷袭，也能轻易将之击退。
在海上的话，一点不用担忧日本军的夜袭，但却使他们遭受比日本军更可怕的强敌之袭击，那就是台风。远征军的兵船并不坚牢。被命令急造战舰的高丽，偷工减料是当然的事；不偷工减料，就无法在指定的日期前完成，而拖延的结果将是受到严罚。
要蒙骗在草原成长、从来没有见过船只的蒙古监督官的眼睛，应该是再容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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