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从澳门去广州，原则上需要有海关的许可证。许可证是一块红色的牌子，所以称作“红牌”。但律劳卑没有红牌却钻进了广州。
律劳卑住进英国商馆。第二天早晨，他命令书记官阿斯特尔把首席翻译官老罗伯特?马礼逊翻译的一封信拿去交给两广总督。
这样做是没有先例的。夷人不能直接与清国官员交涉。如有什么要说的话，应当事先把“禀”（请求书）提交给公行，由公行转给海关监督。当时的清朝认为：中国是天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它对等，因此不存在什么外交。而律劳卑却想以对等的资格，把他的到任通知总督。这也是遵照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指令做的。“你应将赴任书函通知两广总督。”——这是律劳卑的第一个任务。
阿斯特尔被堵在广州的城门外，等了三个多小时。凡有官吏从这儿路过，他都要求他们转交这封信。但是大家都害怕，不仅不接受，而且还对他进行了种种的辱骂。当水师副将韩肇庆出现的时候，阿斯特尔简直像在地狱里遇见了地藏王菩萨。
韩肇庆是外商们的老相识。他曾要求外商每一万箱鸦片给他二百箱“现物”，作为鸦片走私的默契费。这家伙的脑袋瓜子灵，他把默契费的半数鸦片交给政府，制造“取缔鸦片”的功绩，然后把剩下的一半装进自己的腰包。
二百箱鸦片约合十六万西班牙元。这是一笔很大的外快；而且还落得个勤奋禁烟的美名，借此升官。在鸦片战争(71)的前夕，这家伙竟爬到了总兵的宝座。
阿斯特尔求他转信。但这和默认鸦片是两回事。他无情地回答说：“不行!”阿斯特尔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十三行街的夷馆。
七月二十七日，伍绍荣以公行总商的身份，要求会见律劳卑。但遭到律劳卑的拒绝。理由是商务监督不像过去东印度公司“大班”那样的民间人士，而是大英帝国的官吏。
民间人士伍绍荣没有办法，只好去见同样是民间人士的查顿。这家伙是居留广州的英商大人物。“希望能把信的形式改为过去的那种请求书；再把发信人的‘大英国’的大字去掉，就不会有问题。”伍绍荣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这样当然不会有问题。但是，律劳卑大人不是大班，是官员。如果交涉不是官吏对官吏，会受到本国政府的谴责。”查顿说。
伍绍荣怎么恳求也没有用，耷拉着脑袋回了家。
第二天，伍绍荣的父亲伍敦元亲自出马。他虽然已经告老不管事了，但在关键时刻还要把他拖出来。
他用拄着的拐杖把地板戳得咚咚地响，说道：“我一向认为英国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们不拘泥于形式。可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么讲究形式呢？能不能照我儿子昨天说的那样办呀？看我这老头子的面子吧！”
但是，律劳卑勋爵从来没有中国的那种敬老精神。查顿代表律劳卑这么开导老头子说：“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没有别的方法！”
2
律劳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要以对等的地位向两广总督发信。他带来了许多任务。而首先要完成的是这一项。可是谁也不给他转交这封信。
当时的两广总督是卢坤。他是顺天府涿州人，嘉庆四年进士，历任陕西、山东的巡抚后，担任两广总督。
前面已经说过，清朝的官制是双头制，其目的是互相监督。广东有相当于省长的广东巡抚，又有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论地位是总督高，但重大问题，必须由总督和巡抚共同决定。这称之为“督抚会同”。
卢坤是个温和派。在律劳卑的问题上，他也准备采取稳妥的措施。当然，这也是为了保全他自己。
“律劳卑初次来，不懂得天朝的法律。考虑到这种情况，可以不追究他未经许可入境。不过，工作一完，立即回澳门。”总督命令公行总商伍绍荣这么说。天朝的官吏是绝对不能同夷人直接办交涉的。
他打算等律劳卑一回去，就向北京的皇帝这样解释：“这家伙确实什么都不知道跑来的。我们已通过公行，对他进行了认真的教诲，他已悔悟，返回了澳门。”他准备这样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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