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完便向着我冲过来,那副架势就像老鹰扑向小羊羔一样,一把揪住我的头就把我的脸按进了放在水槽中的木盆里。我的头正好在大水桶的龙头下面,接着便给满头满脸地涂上了肥皂,揉啊,搓啊,擦啊,拍啊,搔啊,刮啊,一直挨到我几乎要发疯。我不妨在这里说明一下,我看当今的任何一位权威也没有我更了解这件事了,即用一只结婚戒指无情地在一张人的面孔上来来回回地擦,那会给面孔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会擦出多少条隆起的痕迹。
我的这一次“洗礼”完成后,便给穿上了一件干净的亚麻布衣服。衣服硬挺得真难受,就好像少年犯穿的麻袋服装一样。接着,我身上又被捆绑上一件外衣,紧得不得了,难受极了。一切完毕,我姐姐把我移交给彭波契克先生,他产然如一位行政司法长官般地正式接收了我,然后对我作了他早有准备的讲演,最后说:“孩子,永远要对所有的朋友感恩,特别是要对一手把你带大的人们感恩!”
“乔,再见了!”
“皮普,老弟,愿上帝保佑你!”
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和乔分过手,所以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再加上眼睛上还留着刚才的肥皂水,一时在马车上竟看不到天上的繁星了。然后,这些星星在天空中一个接一个地闪烁出现,却并不能解答我心中的难题:究竟我为什么要到郝维仙小姐家中去玩?究竟她要我到她家中玩什么?
彭波契克先生的宅邸在集镇的大街上,弥漫着干胡椒和谷粉的味道,说他是一个做粮食生意、卖种子的人,真一点不假。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十分幸福的人,因为在他的店堂中有许许多多的小抽屉。我偷瞧了下层的一两个抽屉,看到各式各样的牛皮纸包,里面都是些花种或根茎之类的,不禁想到,它们是不是也想有那么一天,从这纸做的监狱中破门而出、开花结果呢?
来到这里后的第二天清早我才有了这些思考,因为到达这里的当天晚上,我立刻被送到一间小阁楼上就寝。这间小阁楼的屋顶是倾斜的,在一个最低的角落处放了一张床。我心中计算着,屋上的瓦和我的眉毛之间相距不过一尺。一大清早,我发现在种子和灯芯绒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彭波契克先生穿着用灯芯绒制的衣服,他的店堂伙计穿的也是用灯芯绒做成的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穿的衣服散发出的灯芯绒气味和种子的气味很相似,而从种子包里散出来的气味又和灯芯绒的气味十分相似,所以,究竟什么是灯芯绒的气味,或者什么是种子的气味,我是无法分清的。同时,我又注意到另一件事,彭波契克先生做生意的方法就是直瞪瞪地望着街对过的那个马具师,而这位马具师的经营方式是不停地瞅着那位马车修理匠,而这位修理马车的师傅打发生活的办法是双手插在口袋里,凝视着面包师傅,而面包师傅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杂货店老板,这位老板则站在店门口对着药剂师打哈欠。唯一专心致志的人是钟表师傅,他永远伏在他的修表桌上,眼睛上罩个放大镜。尽管一群群身穿农民服装的人走来走去,透过他的店窗玻璃窥视着他,而他却不为所扰,成为大街上仅有的一位专心于自己买卖的人。
彭波契克先生和我于八点钟在店后面的客厅中享用早餐,而他店里的伙计却坐在店堂里的一袋豆子上,喝着一大杯茶,吃着奶油面包。我认为彭波契克先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伙伴。他完全接受了我姐姐的那套观点,在我吃饭的时刻也要来伤害我、惩罚我,给我吃的全是面包屑,只加上那么一点点儿黄油,而给我喝的牛奶却兑上了许许多多的热水。我看,还是老老实实的不要放牛奶更好。他的谈话内容,除掉要我算题目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对他客客气气地道了声早安,他却趾高气扬地立刻问我:“孩子,七乘九是多少?”可是,我刚住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肚子空空的,叫我怎么能计算得出来呢?我饿得发慌,连一口面包屑还没来得及吞下去,他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整个早饭时间都没有停过,什么“七乘七是多少?”“乘四呢?”‘乘八呢?”“乘六呢?”“乘二呢?”“乘十呢”?等等等等。一道算题刚刚做好,我还来不及啃上一口面包或喝上一口牛奶水,第二道算题又来了。他这时却舒舒服服,用不着费脑筋地吃着火腿和热面包圈。要是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话,他那副吃相简直是生吞活剥、狼吞虎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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