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5年，海德格尔已重新获得他往日的权威。他显然是想忘记1950年他们的那次见面（他们后来在1952年也见过面），因为那时他可是一个坐在忏悔席上的人。两人之间从此开始渐渐疏远。这一疏远竟长达十二年，直至他们再度相逢时已是1967年，其时她六十一岁，而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到了人生的黄昏，他们仿佛更懂得了珍惜，之后他们再没有中断过联系。晚年的海德格尔越来越经常地处于情绪低落状态，这或许正是他需要她的时候。但在过去的那幺些年里，他既没有离开过她的脑际，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见到阿伦特了，这是为了他太太的关系，为了阿伦特的出名，为了阿伦特与另外一位着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友情，或者为了刚刚发生的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什幺。他俩要想见面其实很简单，因为阿伦特经常到德国去。但在内心深处，她并没有改变。海德格尔让她快乐也罢，痛苦也罢，她始终紧抓住他们的友情不放①。
①以上三段部分资料摘自《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美］爱丁格着，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拥有犹太血统的本书作者耶利内克生于二战后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亲戚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失去生命。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为何海德格尔能够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学家，他们中除后现代的思想家（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马尔库塞和萨特之外，还有汉娜·阿伦特。这位犹太女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她在美国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出版有《积极生活》、《极权主义的根源》、《论精神生活》等论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恢复接触，包括两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6)。
这就是耶利内克这部剧本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老年男人”）和阿伦特（“那个女人”）相遇在托特瑙山(6)上的田园风光中，那里有许多滑雪游客。这绝不是一部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剧——没完没了的带有讥讽性的独白，部分运用了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言，常常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言。
在由理性谈论的非传统的形式中，彼此说话语无伦次，进而也揭掉了说话者的面具：这里揭露的是所谓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大自然快乐，一位“年轻母亲”发出的对健康狂热的安乐死的训诫与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理论直接相关，对故乡的热爱或者说维护身穿民族服装的矿工和具有运动员效率的市民的种族主义的财产状况，民族的思想及其引起的后果：奥斯威辛集中营。
但是，在后现代的人类的去主体化中（在这里，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任何思想都极力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的），占上风的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东西：罪责问题清楚地反映在最后一幕“无辜”中。阿伦特（她绝不是在扮演一个正面的对手，而是似乎也与海德格尔的言论密切相关）迫使海德格尔面对自己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实际后果（“多幸运啊，其他人不得不去为你们体验死亡！你们的山上流水潺潺，你们却抢夺了一大群人的惬意。”见本书第72页），而且她和所有其他人一起被他这个对“大自然”和“故乡”这些主题胡说八道的人，以一把长柄斧子屠杀在一个非常真实的哲学“无化”里。
“您的家属就像蛇一样，由您带领着，各自分隔开，跑到飞机起飞跑道外面，然后升向空中，您冒充自己是留下的人儿，甚至连鸟儿们也不敢要自己坚守什幺。您的语言在哪儿，您曾用这种语言懂得在大自然面前坚守自己吗？是啊，因为对人们有所期待，当时还发生过误点什幺的！自身就是价值，东道主，不，此在的谁。死亡就是此在的哪儿。”（见本书第9页）
在这部戏剧中，耶利内克通过将归于尘土的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这一对昔日情侣重新搬上舞台，阐述了其一贯的中心主题——大自然、爱情、自我的存在，并从他们的对话中清楚地再现了包括与其他人和陌生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出现的两种哲学的显着区别。和她先前的文字如出一辙，作家在这里通过描述臆想中安排的传统爱情对话中的两性和由此相连的角色以及生动的自画像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一个人乐意为了理想随时将现实排斥在外，并且不仅在不得已时，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懈地采用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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