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也没有钱。”
“他裤袋里有些零钱。”
“但是没有记事本。”
“有些人并不带记事本这些东西。”
我尝试另一个要点。
“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医生后来就没再出现过？”
“忙碌的医务人员很少看报纸。他也许已经忘掉了整个事件。”
“事实上，探长，你是决心不起任何疑心。”
我娇嗔地说。
“呃，我想你对奇怪这个字眼有些太感兴趣了，贝汀菲尔小姐。年轻的少女都是浪漫的，我知道——对神秘一类的事物特别感兴趣。然而由于我是一个大忙人——”
我接受他的暗示站了起来。
这时，坐在角落的那个人谦和地说：
“探长，也许这位小姐愿意简单地告诉我们她对那事件的看法？”
探长觉得这个建议可以接受。
“好，过来，贝汀菲尔小姐，不要觉得我得罪了你。你问了问题也作了暗示。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脑子里所想的。”
我在受伤害的尊严及急切想表示我的看法之间挣扎了一番。结果受伤害的尊严一边失败了。
“你在侦讯时说，你确信那不是自杀事件？”
“是的，我确信。那个男子受到惊吓，是什么令他那么恐惧？不是我，而是某一个正沿着月台向我们走来的人——一个他认识的人。”
“你没有看到任何人吧？”
“没有，”我承认。“我没转过头。然而尸体一被抬上月台，很快就有一个人自称是医生，挤过来检视。”
“这并没什么不寻常之处。”
“但他并不是医生。”
“什么？”
“他不是医生，”我重复。
“你怎么知道，贝汀菲尔小姐？”
“这很难说。战时我曾在医院工作过，我知道医生如何检视人体，而且都具有某一种职业性的灵巧与冷漠，这是那个人所没有的。除此之外，医生通常不会摸人体的右胸检视心脏。”
“他摸右边？”
“是的，那时我并没注意到，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回家之后，我就想出来了，然后我才晓得为什么那时整个过程都令我觉得不对劲。”
“嗯，”探长说。他慢慢地拿起纸来。
“他的手在尸体的上身摸索，一定很有机会从尸体的衣袋中拿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对我来说，不太可能，”探长说。“不过——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
“他身高肩宽，穿着黑色大衣及黑靴子，头戴黑色圆顶礼帽。他戴着金边眼镜，留着刺拉拉的胡子。”
“除去大衣、胡子和眼镜之外，就很难辨认他了，”探长抱怨地说。“如果他有意，也能很容易地在五分钟之内改变他的相貌——如果他像你所说的是扒手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做。”
我并没有暗示他是扒手之类的人物。至此我已对探长完全失望而放弃了。
“关于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去时，他问。
“有。”我说。我抓住我临别攻击的机会。“他的头是明显的短头颅，这并不容易改变。”
我得意地看到米陀探长手中的笔摇晃了一下。显然他不晓得“短头颅”这个字怎么拼法。
在这一次的愤慨热浪席卷之下，我期然地发现我的下一步骤是如此易于进行。在我走进苏格兰警场时，脑子里已有了半成形的计划。如果我在那儿的谈话令我不满意的话，我将付诸实行（事实上，已很不满意）。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勇气去实行的话。
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敢去做的事，很容易在怒火之下付诸行动。在毫不加以思索的情况下，我直接走向纳斯比勋爵的家。
纳斯比勋爵是百万富翁，“每日公报”的所有人。他还拥有一些其他的报纸，但每日公报就像是他杰出的孩子一样。他是以身为每日公报的所有者，而为大英帝国的每一家庭主妇所周知。由于这位大人物的行程日志刚刚出版，因此我知道此时该到那里去找他。现在是他在家向秘书口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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