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关戴面具的两个家伙的说法……”
“全是假的。”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波洛耸耸肩。
“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雷诺夫人。可是她不肯说。
威胁、恳求都不能打动她。那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哪,黑斯廷斯。我一看见她,就意识到我要对付的这个女人是个性格非同寻常的人。我对你说过,我开头怀疑她与犯罪有牵连,后来我改变了看法。”
“是什么使你改变了看法的呢?”
“她看到她丈夫尸体时的那种自然而真切的悲哀。我可以发誓,她的呼声中流露的痛苦是出自内心的。”
“对,”我沉思着说,“有些东西错不了。”
“我请求你的原谅,我的朋友——人总会犯错误的。就拿一个出色的演员来说吧,她演悲哀时的演技不是把你吸引住了吗?她的演技的真实性不是给了你深刻的印象吗?
不,不论我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和信念怎样强烈,我需要其它的证据才能使自己感到满意。一个大罪犯可能是个出色的演员。我对这一案件形成的一些肯定的看法不是根据我自己的印象,而是基于雷诺夫人的的确确是昏死过去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我翻起她的眼皮,号她的脉搏。没有虚假——是真的昏过去了。因此,我放心了,她的痛苦是真的,不是假装的。再补充无关大局的一小点:雷诺夫人无需表示不可遏制的悲哀。她在听到丈夫死亡时已发作过一次,在看到他的尸体时也就不必再假装一次如此厉害的发作。不,雷诺夫人不是谋害她丈夫的凶手。可是她为什么要撒谎呢?关于手表,她撤了谎;关于戴面具的家伙,她撤了谎;对第三件事,她又撒了谎。你说,黑斯廷斯,你对那打开着的门有什么说法?”
“嗯,”我颇感困窘,“我认为这是个疏忽。他们忘了关门。”波洛摇摇头,叹息道:
“那是吉罗的说法,我可不满意。那开着的门的背后有问题,可我暂时还摸不透。有一件事我相当肯定——他们没有从前门离去。他们是从窗户出去的。”
“什么?”
“正是这样。”
“可是下面花坛里没有脚印啊。”
“没有,可是本来应该有的,听着,黑斯廷斯。那花匠奥古斯特在头一天的下午在两个花坛里都栽上了花,你已听他说了的。在一个花坛里他的大钉靴留下了许多脚印;在另一个花坛里,却一个脚印也没有。有人走过那儿,为了要把脚印抹掉,用耙把花坛的土弄平了。”
“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耙?”
“从他们弄到铁铲和种花用的手套的地方。”波洛不耐烦地说,“这很容易做到。”
“虽说这样,你怎么会想到他们从窗户离开的?他们从窗户进来,从前门出去,这肯定有更大的可能性。”
“当然,那是可能的。可是我有个强烈的想法,他们是打窗户出去的。”
“我想你错啦。”
“也许,monami①”
我沉思着,考虑着波洛的归纳给我指出的新的猜测的领域。我回想起,当他神秘地提到花坛和手表时我感到奇怪。当时他的话似乎毫无意义,而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从几件小事情中解开了围绕着这一案件的许多谜。多了不起呀:我对我的朋友不由得肃然起敬。
“现在,”我思索着说,“虽说我们知道得比以前多得多,可是究竟是谁杀害雷诺的这个谜,我们的进展还不大呀。”
“是不大,”波洛愉快地说,“说实话,还远着哪。”
这一点似乎使他感到一种异样的满意,我不由得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他遇到了我的目光莞尔而笑。
突然我脑中豁然一亮。
“波洛!雷诺夫人!现在我懂啦。她一定在庇护着什么人。”
从波洛接受我这句话的安详态度来看,我看出这一点他是早就想到了的。
“对,”他沉思着说,“庇护着什么人,或是说掩护着什么人。两者必居其一。”
当我们走进旅馆时,他作了个手势,示意我不要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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