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票，小姐。喂，那位小姐，请出示您的船票！”幸亏父亲及时赶上来，让他查看了我们的船票。
第二桩令人难忘的经历是在列车上过夜。我和母亲睡在一个包厢里。我被安顿在上铺。母亲离不开新鲜空气，她受不了卧铺车厢里讨厌的蒸气暖气。整个晚上几乎每次醒来我都能看见她把头探出窗外，贪婪地呼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帕安。我被从火车的高阶梯上抱下来。旅店的汽车正等候在那里。一家人上了车，十八件行李也陆续到了。我们按计划赶到了旅店。旅店的外面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面朝着比利牛斯山脉。
“就在那儿：”父亲对我说，“看到了吗？那儿就是比利牛斯山脉，是座雪山。”
我极目远眺，映入眼帘的却仅仅是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排状如牙齿的怪物，看上去似乎只高出地平线一两英寸。那些就是吗？那些就是大山？我心目中那座很高很高，高入云端，雄伟得难以言状，不可思议的大山脉哪里去了？我默然无语，有生以来头一次尝受了如此巨大的幻灭——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幻想破灭了。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当时那无尽的沮丧。
2
我们在帕安住了大约六个月。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父亲、母亲和麦琪很快就卷入了社交活动的旋涡。父亲在那儿有几位美国旧友，在旅店里又结识不少新交。我们携带了许多朋友写的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住在各个旅店和膳宿公寓里的人们。
母亲为我雇了一位保育员，每天白天照看我。她是位英国姑娘，只是生来一直住在帕安，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日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姑娘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做的事。一路上，她指点着各种物体，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只狗”，“一幢房子”，“一位警察”，“面包店”。
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不过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厌恶白天，腻烦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无休止地漫步。她人很好，待我和蔼．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刻板。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要我跟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新教师叫莫豪拉特太太。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披着褐色的披肩。
莫豪拉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
她那尖细的嗓音抱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莱德，”她对父亲抱怨道。
父亲总是那么宽厚，回答说：“噢，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后来，母亲还是把这位家庭教师辞了。
自从马卡姆小姐和莫豪拉特太太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后，我开始感到莫大的欢愉。旅店里住着一位寡妇塞尔温太太和她的两位小女儿，多露西和玛丽。多露西比我大一岁、玛丽比我小一岁，没过多久我们就形影不离了。
我一人独处时。往往温顺听话，老实得很；可一跟别的小孩子凑到一块总免不了要搞些恶作剧。我们三个人尤其喜欢去找餐厅里招待们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我们把食品贮藏室里所有的盐袋和艳袋都调换了位置。还有一次，我们把桔子皮剪成小猪的形状，在就餐铃响之前摆在每个人的盘子上。
那些法国侍者是我所见到过的此类人中最和善的。尤其是那位负责服侍我们的维克多，他身材敦实，尖长的鼻子，在我的记忆中．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我头一次知道了大蒜这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戏弄他，他都不怨恨，而且待我们格外殷勒。他常用胡罗卜给我们刻出活灵活现的小老鼠，我们之所以做了恶作剧又能逍遥法外，全仰仗这位忠厚的维克多，他从未向旅店总管和我们的父亲诉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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