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我厌恶的是图画课。母亲固执己见，执意不许我放弃这门课程。“女孩子应该学会画水粉画。”
就这样，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忠厚的青年女子来找我，硬是陪着我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花市附近的一个画室（当时在巴黎，少女是不能独自一人出门的）。我和一群姑娘一起学习绘画，学画水杯中的紫罗兰，小罐中的百合花以及黑色花瓶中的水仙。那位教授绘画的女士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回踱步，不时地发出几声令人不安的嗟叹。
复活节期间，我们参观游览了凡尔赛、枫丹白露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回来后，母亲像以往一样突然告诉我，说她决定我不再回T太太的学校了。
“我有些看不上那所学校。”她说，“讲授的课程都很乏味，完全不同于麦琪上学的时候了。我打算回英国，已为你安排好了，去霍格小姐办的学校就读。”
我听后只是略感突然。在T太太的学校里我生活得很愉快，并不是特别想要回去。实际上，换一个新的地方的主意似乎更吸引人。我总是喜欢新鲜，不知道这能说明我的愚蠢还是随和——当然了，我自己倒希望是后者。
这样，我来到霍格女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只是英语占了绝对优势。我喜欢这所学校，但也发现校园里的生活有些单调。我有了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只是不及跟莱格朗德太太学琴时那么有趣。尽管校方严禁学生说英语，可是大家却始终用英语交谈。没有谁肯在法语上花很多功夫。
在霍格女校，校外活动得不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不允许的。这倒使我摆脱了外出补习绘画的烦扰，只是对不能再经常像游历天堂一般穿过花市而遗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阿什菲尔德度假。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对我的教育又有了新的打算。对于母亲这种做法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5
姨婆的医生巴伍德大夫有一位嫂子在巴黎办了一个女子精修班，每期只招收十二到十五名学员。每名学员都要选乐课，去艺术学校或者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听课。“你觉得去那儿学习怎样？”母亲征询我的意见。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喜欢新鲜，事实上这时我的信条已经确立，那就是：“无论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就这样，秋天的时候，我进入了德赖登女士设在德布瓦大街凯旋门外的德赖登女子精修班。
德赖登班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惬意，我头一次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一切都引人人胜。班里一共十二名学生。德赖登女士细高个子，身段优美，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美观。
她有些凶悍，每逢生气的时候，就喜欢使劲揉擦她那只红鼻子。她说话冷漠，夹杂着讥讽，让人惶恐却又能激励人上进。
她的助手是个法国女人，帕蒂太太，帕蒂太太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喜怒无常，多愁善感，特别容易偏激。我们大家却非常喜欢她，几乎不像惧怕德赖登女士那么怕她。
这里的生活多少有点大家庭的意味，但在学习上，人人都一丝不苟。教师特别注重音乐学习，但课程的开设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从法兰西喜剧院聘请一些人来为我们讲授莫里哀、拉辛和高乃依，还从艺术学校邀请歌唱家为我们演唱吕里和格鲁克的歌曲。班里还开设了戏剧课，课上要朗诵作品。幸好我们做听写测验的次数不多，所以我的拼写错误也就不那么惹人注目。由于我的法语说得比别的同学都流畅，在背诵台词的时候完全沉醉在剧情之中，仿佛自己就是剧中那位可悲的女主人公。我站在讲台前，高声朗诵道：“大人，这一切荣华富贵恐怕是不会让我动心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戏剧课。我们被带到法兰西喜剧院，观摩古典戏剧和一部分现代戏剧。
我认为，只有能真正刺激起学习者反应的教学才算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单纯的介绍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并不能真正学到什么新知识。请戏剧演员谈谈她所主演的戏剧，重复她的台词；请名符其实的歌唱家来为学生演唱格鲁克的《奥菲奥与欧律狄刻》中的片断，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心中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这样的教学向我展示了一片崭新的世界——一个能使我终身受益无穷的艺术天地。我个人的主修课是音乐，学钢琴和声乐。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查尔斯·菲施特尔的奥地利人。他偶尔也去伦敦，举办钢琴独奏会。他是位和善而又严厉的教师。学生弹奏时，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望望窗外，闻闻鲜花，好像并没有用心倾听。可是一旦你弹错了某个音，或者某个乐段弹得不准，他立即会像一只捕食的老虎蓦地一下转过身子，咆哮着：“喂，你弹的这是什么，小家伙，嗯？难听极了！”起初这一举动令人心惊肉跳，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酷爱肖邦的作品，我所学的大多是肖邦的练习曲、圆舞曲、幻想曲、即兴曲和一首叙事曲。我知道自己在他的指导下，有了长足的进步，心里很高兴。我还学习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几支被他称为“客厅小品”的轻快曲子，一首浪漫曲，柴可夫斯基的船夫曲，以及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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