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亲身旅行才能认识到大千世界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人们，当然并不总是事事都遂人心愿。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治疗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住在何处严肃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当心那个城市不安全：“你得留神。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你。出门在外不要相信人们说的话。除非你知道带你去哪儿，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上，他把我看成个十七岁无知的孩子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
“去托卡特里安旅馆，”他说，“那是个上好的旅馆。住在那儿相当安全。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可口的餐馆，就这样。
那是俄国夫人们开的，是些出身高贵的白俄女人。她们烹调技术高超，在餐馆内举止非常得体。”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还给我找了个向导。“别从库克斯的公司雇向导，他要价太高、我向你保证这个向导非常正派。”
我们在俄国夫人穿梭往来、温文尔雅的微笑和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屈尊俯就的态度中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来，他又带我看了伊斯坦布尔的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旅馆。我俩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是不是，”他探询地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反应后，那种探询更是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是不问更明智些。”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说，“而且很够朋友。”
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他是个正派人，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观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谢他。
第二天，库克斯公司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请我，带我们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海达帕夏重又乘坐东方快车旅行。我很乐于身边有个导游，因为海达帕夏车站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着，尖叫着，砰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我领教了库克斯公司向导的本事。
“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子，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儿，这儿。”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绶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我把你上车的事都安顿妥当了。”库克斯公司的向导说，“那么？”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我掏出土耳其货币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你再给我一英镑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吃一堑，长一智，就递给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差别。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列车沿马尔马拉海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尽管难以描述各自的特征。我感到了人地两生，但对我的所做所为和我去的地方愈加有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环顾站台，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不曾见过的熟食卖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包着叶子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应有尽有。列车愈往东行，膳食变得愈难以入口，顿顿都是一份油腻而无味的热饭。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门堡①。这是个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景色的确壮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伫立在那儿。夕阳渐渐西沉，景致美不胜收。来此地我惬意极了，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呜，列车沿山谷盘旋而下，穿行于山涧，又从山下的河谷钻出。就这样，列车缓缓穿过土耳其，从阿勒颇进入叙利亚——
①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脉的山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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