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一个戏剧方面的计划。我可以从特别舞台监督或什么身份随娱乐报国团去一趟北非。这计划太令人激动了。可幸亏我没去，在我离开英国前两周，接到了马克斯的信，他说可能两三个星期后从北非回到空军部。
周末，我和罗莎琳德去威尔士玩，星期天夜里乘映车赶回来。战时，人们常常得在这种车厢里忍着刺骨的寒冷。我们终于到了汉普斯特德的火车站，这儿离我住的芳草路公寓不远。我手拎提箱和几条腌鲑鱼。到家后，又冷又乏。我点燃了煤气，把手提箱和大衣放下，开始煎鱼。这时，我听到屋外传来一种极特别的金属撞击声，心想会是什么声音呢？我到阳台上朝下看，从楼梯上走上来一个身背重负的人，身上的东西叮当作响。也许用白衣骑士来形容他很恰当。一个人背那么多东西简直不可思议。可是毫无疑问是他，我的丈夫。我立刻发现，担心他会变样是毫无根据的。他还是那个马克斯。他似乎昨天走的，又回到我身边。我俩又重逢了。
这时传来一股难闻的煎鱼味，我俩忙跑进屋。
“你吃些什么东西啊？”马克斯问道。
“腌鲑鱼，”我说，“你最好也吃一条。”这时四目相视。
“马克斯，”我说，“你体重增加不少啊！”“刚刚好，你自己也没瘦啊”“由于吃土豆的关系，”我说，“没肉吃的时候土豆和面包就吃得多。”
我们又团圆了，俩人分别后体重都增加了。似乎不可思议，应该恰恰相反才对。
“费赞沙漠应该是很熬人的。”我说。马克斯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那无所事事，只得坐在那吃油腻的饭莱，喝啤酒。
多么醉人的傍晚：吃着煎糊的鲑鱼，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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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一章的时候已是在一九六五年。而本章所写的是一九四五年的事。二十年了，可并不像过了二十年。战争的年代也恍如梦境，是一场社会中止前进的噩梦。一些年后，我总是说：“噢，五年前发生过什么什么事，”可是每次我都少说了五年。现在当我说几年前时．指的是许多年以前。
时光改变了我，正如改变其他上年纪的人一样。
我的生活随着对德战争的结束又开始了新的一页。尽管严格地说，对日战争还在继续，可这里的战事结束了。随之，人们开始医治战争创伤，把破碎的生活连缀起来。
马克斯休完假后，回到了空军部。我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生活尽管不像以前那样，但毕竟又开始了。和平的到来使人们松了一口气．可是和平的前途或任何其他事都尚无保障。我们为团聚而欣慰，不慌不忙地尝试性地开始了生活，看看我们究竟能使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的确也令人忧心忡忡。填写表格、签订合同、税收争议，弄不懂为什么一切都乱糟糟的。
到了这时，我才回过头来看看战时的收获，这才明白我这些年竞写下了难以置信的大量作品：我想这是因为没有社交活动来牵扯注意力，晚上不出门的缘故。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作品之外，我在战争初期还写了两本书。那时，我时刻准备在空袭中被炸死，因为在伦敦这种可能性很大。一本是为罗莎琳德写的，这本书先脱稿，书中人物包括赫尔克里·波洛；另一本是为马克斯创作的，书中出了马普尔小姐。这两本书写成之后，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了，它们都作为礼物正式交给了罗莎琳德和马克斯。
由于提高了税收额，我竞有些幸灾乐祸地想到不值得那么拼命地写了：一年写一本书足矣。一年创作两本书比一本书也多得不了多少钱，不过增加工作量而已。原有的那种动力自然不复存在了。如果有什么我自己想写的特殊事件，那又自当别论。
这时，英国广播公司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为玛丽女王安排的专题节目写一广播短剧。玛丽女王曾表示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我为她写点什么。我对此很感兴趣，构思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故事，写了个名为《三个瞎老鼠》的广播剧。就我所知，玛丽女王很欣赏。
这事似乎过去了，但是不久之后，有人建议我把它扩展成一篇短篇小说。《空幻之屋》一书已被我改编成剧本，并由彼得·桑德斯搬上舞台，一举成功。我自己也陶醉了，以至于进一步写些剧本。为什么不写剧本呢？那要比写书有趣得多。一年写一本书所得的稿费就够用了，于是我又沉浸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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