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举《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写作为金庸小说富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例证。东方不败被杀，任我行恢复教主地位之后，日月神教的骨干们当着现任教主的面，纷纷揭发批判起东方不败的罪行。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有的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如此这般。真是意味深长！事实上，当初东方不败是被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三人合力杀死的。小说写东方不败一人抵挡三位高手，仍游刃有余，接连施放暗器射伤他们；只在盈盈用计刺伤其男宠杨莲亭并使之大叫一声之后，东方不败才因心神纷乱而中了双剑。这能叫做“武功低微”、“没半分真实本领”么？再有，小说早已写明：东方不败因练《葵花宝典》（据说乃太监传下的绝世武功）而先行“自宫”，失去了性能力，他怎么可能再去“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呢？这岂不是眼见对方已经垮台反正不能再为自己辩护而展开的胡乱批判么！而这类所谓势如破竹式的“揭发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们见到的难道还少么！小说在这方面显示的讽刺意味，堪称入木三分，没有深刻的观察和锋锐的见解，这些笔墨绝对写不出来！金庸最后两部小说——《笑做江湖》与《鹿鼎记》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这，正是金庸发挥政论家的洞察力与小说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结合的生动证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独到的见地。一部《侠客行》，可以说就是反教条主义、反烦琐哲学、充满现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说通过不识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译石壁上那首诗里包藏的绝顶武功，给人丰富的启示。它的矛头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经学那种烦琐解读模式的错误。汉代开始的经学，虽然不是一点贡献也没有，但牵强附会地寻找微言大义（如把爱情诗《关雎》硬解释成歌颂“后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证而不得要领，抓住细枝未节却忘记事情的根本方面，这种迂阔固执的书呆子态度，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取的。唐诗已经对此有所概括：“鲁史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是传统经学误国误民的生动写照。金庸小说通过石破天参悟武功过程合情合理的描写，以现代人的态度，点示了传统经学教条主义烦琐解读的根本弱点，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批判经学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写的《侠客行·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年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六
最后，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还表现在作者用现代心理学眼光来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对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显然相当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学的合理方面加以运用，渗透到人物刻画之中，揭示出变态人物之所以变态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相当有深度地写出他们的性格。
金庸笔下的变态人物有三类：一是“仇变”，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二是“情变”，由失恋引起，如《神鹏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鹏英雄传》中的玫姑。三是“孽变”，由权欲、利欲、霸欲熏心引起，如《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和《射鹏》中的欧阳锋。其中谢逊、李莫愁两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狮王谢逊，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属上乘。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祸，激起他满怀悲愤怨毒之情。他自述：在二十八岁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指谢之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决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十三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气为了逼迫成昆露面，他任性发泄，不计后果，杀人之后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然而在残忍凄厉的背后，谢逊其实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对义子张无忌的爱，简直远远超出一般亲生父子。这种爱最终也温润了他自己的心灵，使他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不但能仟悔过失，即使对成昆，也只毁其双眼，废其武功，而没有将他杀死。
《神雕侠侣》中的“赤练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却心狠手辣。只因自己心爱的男子与他人结婚，受到极大刺激，就愤而要杀情敌的全家，并成为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只有一次，当她抢过婴儿郭襄时，才流露出一点母性，用平时杀人的尘拂为她赶蚊子。她在凄厉哀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歌声中出场，又在烈火中唱着元好问这首《迈陂塘》死去，既令人颤傈，又令人哀怜悲悯。现代心理学的分析，帮助金庸写出了这类过去武侠小说所缺少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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