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自杀
照理，君子不应该自杀。因为孔子曾经提出过非常明确的要求：“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但是，纵观历史，君子自杀的事例还是不少。显然，他们还是有忧有惧。不仅有，而且很大，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本该无所忧惧的君子害怕了呢？王充在《论衡》里作出了一个结论：
君子不畏虎，独畏谗夫之口。
《论衡·言毒》
谗夫，是指毁谤者。
这个“谗”字，居然比猛虎还要可怕，因此，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百倍注意。有人把它解释为谣言，那就轻了。谣言虽然不好，但不见得会对某个人造成实际伤害；“谗”就不同了，必定以伤害为目的。其中，还必然包括挑拨离间、花言巧语、添油加醋、栽赃诬陷、指鹿为马、上纲上线等手段，而且锲而不舍、死缠烂打、无休无止、上下其手，直到把被伤害者的名誉彻底摧毁。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叫谗夫。
谗夫的攻击目标，是君子的名誉。君子自杀的原因，是名誉的失去。因此，在名誉问题上，谗夫就是屠夫。
一切的核心，是名誉。
名誉，也可称为名声、名望、名节。在古代，常常以一个“名”字来统称，大致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正面评价和良好影响。
在很多君子心目中，这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甚至，是第一生命。
看成是第二生命的，因谗而怒，拔剑而起；看成是第一生命的，因谗而死，拔剑自刎。
名，不是物质，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不是任何可触可摸的东西。但是，善良的目光看着它，邪恶的目光也看着它；小人的目光看着它，君子的目光也看着它。一切狞笑、谋划、眼泪、叹息都围绕着它。它使生命高大，又使生命脆弱；它使生命不朽，又使生命速逝。
名啊，名……
君子重名。
最能说明这种重视的，是孔子的这句话：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
用现在的话说：君子的恨事，是离世的时候自己的名声还不被别人称道。
这就是说，名，是君子对生命价值的最后一个念想，可称之为“终极牵挂”。
好像大家都很在乎。例如，荀子说过“名声若日月”（《荀子·王霸》），连墨子也说过“以名誉扬天下”（《墨子·修身》）。多数古代君子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功成、名遂、身退”（苏轼《志林》）。名，这个字，一直稳定地浮悬在君子们的头顶。
君子重名，目的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他们的自私理由。如果认为重名即是重个人，那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在孔子和其他君子的内心，名誉，是建立社会精神秩序的个人化示范。名誉，既包含着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又包含着这种规范被民众接受和敬仰的可能性。因此，名誉是一种生命化的社会教材，兼具启悟力和感染力。一个君子能够让自己成为这种生命化教材，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一个社会能够守护一批拥有荣誉的君子，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高贵。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从野蛮的丛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变化是懂得了抬头仰望。一是仰望天地神明，二是仰望人间英杰。人们为第一种仰望建立了图腾，为第二种仰望建立了名誉。
两种仰望，都是人类实现精神攀升的阶梯。所不同的是，图腾的阶梯冷然难犯，名誉的阶梯极易毁损。
因此，名誉的事乍一看只涉及一个个名人，实质上却关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文明等级。
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本身也有名誉问题。社会和历史的名誉，取决于它们如何处置人与人之间的名誉取向。它们给予什么样的人物名誉，它们本身也就具有什么样的名誉。它们让什么样的人物失去名誉，它们本身的名誉级别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为什么诸子百家的时代永远让人神往？因为那个时代给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人物以很高的名誉。同样，古希腊的名誉，与那个时代给予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名誉相对应，而它失去名誉的地方，正在于它试图让苏格拉底失去名誉。与中国和希腊不同的是，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把名誉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很少找得出文化智者的名字。因此，它们后来的走向，也容易失去它们本来应有的文化尊严。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外，唐朝的历史名声最好，这与那个朝代在“名誉分配”上的合理性有关。连皇室也崇敬一个个宗教大师、著名诗人、书法家，他们这些人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名声，因此唐朝也就在历史上拥有极高的名声。相比之下，汉朝过于尚武，社会声誉主要集中在统帅、将军一边，虽也令人振奋，但军事与文化一比，在时间上毕竟容易朽逝。因此，唐朝的整体荣誉也高于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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