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都讳避了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名誉,就会怎么也表述不清吧?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讳避了又讳避,千千万万读者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凄,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
这是一种虚假吗?好像是,但往深里一想又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
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的“大真实”,并光耀千秋。
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有趣的是,后来一直有一些大学者出于名誉考虑,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损坏李清照的名誉而造的谣。例如朱彝尊、王士禛、俞正燮、李慈铭都做过这样的事。他们学问高,名声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名誉了吧?但是,如果恢复了,那是真名誉吗?或者说,后代读者真会因为她曾经再嫁,低看她在诗词上的崇高名誉吗?
写到这里,我可以对君子的名誉问题发表一些归结性的意见了。
第一,正在苦恼的名誉,大多无足轻重。
天下真正的大名誉如高山大川、丽日惠风,隐显之间不会惹人苦恼。惹人苦恼的,无非是四周的低语、躲闪的眼神、时下的忌讳、如风的传闻……但这一切,全是嗡嗡如蚊、嘤嘤如蝇,来也无踪,去也无影。为它们而难过,枉为一个挺立的人。等着吧,不必很久,你就会为昨夜的叹息后悔,为今晨的眼泪羞愧。
可以肯定,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心里把事情严重夸大了。曾在一本书里读到,一个儿子为了报纸上一篇损害自己名誉的文章又气又恨,寻死觅活,他的爸爸前来劝慰。爸爸问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份报纸,城里看的人有多少?看报的人,眼睛会扫到这篇文章的人占多少?这中间,会把文章读完的人有几个?这几个人中,能相信文章内容的人又有几个?相信的几个人中间,读完文章一小时后还记得的人会有吗?如果有,那么,第二天早晨是否还记得?……
儿子听了爸爸的这些问题,仔细一想,破涕为笑。可惜,大多数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没有这样一位及时到达的爸爸。
第二,真正重大的名誉,自己无能为力。
真正重大的名誉,一定是自己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又正好被外界隆重接受。无论是自己的生命准备还是外界的接受背景,都长远而宏大,无法突击,无法速成。也就是说,这样的名誉,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灭不了的。因此,君子不应该成为一个求名者、忧名者、念名者、夺名者。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说:“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这话讲得太重,因为这要看追求的程度和后果。我觉得中国六世纪文学家颜之推的说法比较平稳: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颜氏家训》
这就是说,要成为“上士”也就是君子,应该忘名。万万不可像“下士”那样去夺名,夺名其实就是窃名,于是“下士”也就等同于小人。“中士”就是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普通人,可上可下。要上,就不能惦记名声。
为什么不能惦记?因为名声的归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旦惦记,证明那名声未必属于自己,你却想争取过来。这种争取,就有了求的成分,窃的成分。
第三,一旦名誉受诬,基本不要在意。
名誉受诬,难免令人不悦。但是,受诬的名声既然与自己不合,那就不属于自己,只是名字重合罢了,当然完全不必在意。智者劝告:不为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我则进一步劝告:对于恶名,也不可“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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