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还是那个字，“假”了。职能错配，让本来不假的两方面，都假了。为了揭示这些事端的荒诞性，我想用一个寓言式的比喻来加以说明。
某乡有一个潦倒秀才，无以为生，却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有一年该乡疠疫成灾，大家病笃乱投医，猜想能写毛笔字的人可能也会开药方，就把秀才请出来。秀才抵挡不住美言、厚馈的诱惑，也就凭着一点往昔的道听途说当起了医生。他飞动的笔墨带来了民众的安心，民众的拥挤带来了他的自信……这场游戏就这样做下去了。游戏的结局是全乡的死亡，包括这个伪医生。
请注意这个寓言里的“共伪结构”。不管起因多么急迫，多么无奈，多么可以原谅，但当事情一旦开始，一切都“伪”了。伪医生，伪按脉，伪医嘱，伪药方，伪起色，伪痊愈，伪复发……随之而来，许多无辜的信号也被“伪”所笼罩，例如，半夜的脚步、熬药的炭火、族长的拜谢、外乡的传闻，等等。连那个秀才，也不再是个真秀才。
百伪之源，就是职能错配。
在我看来，以文化外饰冒充道德主体，其后果之恶劣、广泛、长久，远远超过那个乡间秀才冒充医生的事件。
我在《北大授课》中曾以一系列汉奸的姓名证明，“国学”与“爱国”无关，甚至还会产生背逆。由此我还要进一步说明，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学历、名校、专业等等，也与道德人格关系不大，切莫错配。错配了，虽然不见得会产生大量汉奸，却一定会产生很多一脸文雅的“伪君子”。
有人说，“文化之伪”总比“江湖之伪”好一点，没那么多血腥。
有人说，“古今文字像一只只隐形的手，把人从伤害生命的底线前拉回”。
对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亲身经历，当百岁高龄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中国内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发起了一个以最肮脏的语言辱骂他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还很难找得到哪个土匪黑帮伤害百岁老人的事例。
以我亲身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连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纷纷参与了，而在网络媒体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只有文人。
还可以举出大量实例，都与“伤害生命的底线”有关。但在伤害时，他们全都扮演着“君子”。好像，敢于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于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绝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们发表这些意见的文章，确实写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尔，他们中的个别人，也会由于一时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读到司法部门编印出版的一本法制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架杀人案。那样的“君子”中的一员，在那里碰到了麻烦。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
这天，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在翻看旧案卷时发现了绑匪写的一张纸条。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减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
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一般会写成“有”，但那就脱离了动词指引的统一性。
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响。
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产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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