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首席戏剧家郭宝昆先生是我的好友。他在几十年前因为参加左派政治运动被逮捕，囚禁了很多年。他后来告诉我，自己在监狱中把《莎士比亚全集》英文版啃得烂熟。当时只是为了安神，为了静心，当然，也因为被莎士比亚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几年后他出狱，从事戏剧活动得心应手，很快又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总统文化奖”。
使我感兴趣的是，囚禁他和奖励他的，是同一个政府，连领导人也没有换过。颁奖时，政府并没有觉得当初囚禁错了。颁奖电视直播，还把他囚禁的照片一一插播出来。对此，郭宝昆先生也很高兴，可谓“罪我奖我，全都接受”。结果，不管是他自己书写的生平，还是官方发布的生平，都无褒无贬、无怨无气，平静地记录着他的囚禁经历。
我觉得，在郭宝昆之狱上，郭先生和新加坡政府，都很“君子”。
这种双向平静，也许是比较正常的法制生活。
近几年，在中国，一些过去很难想象的事情也逐渐多起来了。例如，我在一座城市遇到一个名字很熟悉的老人，他在监狱里读过我的不少书，也看过我的电视演讲，便主动与我打招呼。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却不担心我很可能给予的冷眼。可见，他的心理比较放松。
我问他，现在不少市民还认识他，交谈起来，主要说什么。
他说，市民主要是在缅怀，十几年前他掌权时，不堵车。
“那你怎么回答？”我问。
“回答两点。第一，当时还穷，买车的人少；第二，现在堵车，也是当时没规划好。”他说。
我点头。他的回答很好，心态更好。
我们握过手，老人又背着一个照相机，在街道间东张西望、摇摇摆摆地闲逛起来。
我看着他的背影，有点高兴。为他，为那些市民，为一种双向平静。
不错，他刚从监狱出来。但监狱并不是正常社会之外的一个孤岛，而是正常社会的一部分。老人很正常，或者说，从不太正常变得正常了。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不太正常变得正常。
由此想到，国际上很多杰出的艺术作品，都与监狱有关，并在这一题材上呈现了独特的精神高度和美学高度。相比之下，我们的作品一涉及监狱，总是着眼于惩罚和谴责，这就浅薄了，也可惜了。
希望有更多的大艺术家把锐利而温和的目光投向监狱。艺术家的目光与法学家不同，在他们看来，那并不仅仅是罪和非罪的界线所在，而是人性的敏感地带、边缘地带、极端地带，也是人性的珍稀地带、集聚地带、淬炼地带。
君子未必是艺术家，却迟早能领略艺术家的目光。
——这是我对“君子之狱”的最后一解。
一、菩提树下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那半年，我贴地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目前世界上最辽阔的恐怖地区。这些地区，恰恰又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悠久、最辉煌的“教科书地带”。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历史课程，都用近似的语汇歌颂着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丰功伟绩。
但是，显而易见，各自的丰功伟绩又堆积成了仇恨的遗墟，天天滋生着炮火、灾难和血泪。我发现，在那里，历史和地理在进行着频繁的转换：互相仇恨的历史变成互相仇恨的地理，而每个地理方位又要述说仇恨的根源，于是，可怕的空间又变成了可怕的时间，继续延绵。
我想，这就是双重地狱——时间的地狱和空间的地狱。我居然在世纪之交亲临实感，不能不对人类的前途产生极大的悲观。
但是，就在这时，我找到了那棵菩提树。
不错，就是佛陀释迦牟尼开悟的那个地方。经过很多佛教学者考证，地点应该准确无误。时隔两千多年，当然已经不是那棵树了，但由于历代信徒们的努力，那棵树的树种被一次次保留、供奉、再生，直接系脉也准确无误。那天，从世界各地赶来在树下打坐的僧侣有几十名，我有幸挤进去，打坐了很长时间。
佛陀当年也是面对着无尽的灾难而寻求解脱，先在一个山洞苦修了很多年而没有满意的成果，才来到菩提树下。他苦修的那个山洞我也找到了，不难推想出当年他苦修的程度之深。那么，他终于下山开悟在菩提树下，究竟悟到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他的悟，为什么能衍化成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在中国又成了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的宗教？
这是许许多多佛学著作研究的课题，所留经论已渺如烟海。但是我相信，任何开悟，都不可能以学究方式和执着方式达到。恰恰相反，一定是对学究方式和执着方式的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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