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是，即便障碍也有可能构成一种特别深厚的审美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在夕阳下微笑一般。
我想，对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讳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么错，丢了什么丑。一见面都说“不老，不老”，这真让老人委屈。
既然“不老”，那就要老人们继续站在第一线了。中国的儒家传统又提供了“以老为上”的价值坐标，使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仍把控着很大的决定权、最后的裁决权。这种与实际工作能力已经脱节的权力，反而会把老人折腾得失控、失态，成为社会的一个负担。
对此，我曾有过切身体验。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创作活动中，我们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必要地延请了一位已经没有参加能力的老人挂名，并且处处给予过分的尊重。这使老人产生了某种错乱，拿着一些小事大发雷霆。其他不知内情的老人出于年龄上的移情和敏感，也以为他受了中年人的欺侮，纷纷支援。结果，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来收拾这一场“银发闹剧”。就在这时，一位比他更老的长者黄佐临先生站了出来，三言两语就平息了事端。
黄佐临先生以自己的“高龄特权”，制服了比他低几层的“高龄特权”，真可谓“以物克物，以老降老”。我在这一事件中，第一次惊叹高龄的神奇魅力。月白风清间，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有可能保持永久的优势，直到他们生命终了。
谈老年，避不开死亡的问题。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解开生命之谜的钥匙，此处不作评述。我感兴趣的只是，有没有可能让死亡也走向诗化？
年迈的曹禺照着镜子说，上帝先让人们丑陋，然后使他们不再惧怕死亡。这种说法非常机智，却过于悲凉。
见一位老人在报刊上幽默地发表遗嘱，说只希望自己死后三位牌友聚集在厕所里，把骨灰向着抽水马桶倾倒，一按水阀，三声大笑。这是一种潇洒，但潇洒得过于彻底，实在是贬低了生命之尊。
我喜欢罗素的一个比喻。仅仅一个比喻就把死亡的诗化意义挖掘出来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价的宽慰。
罗素说，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是青年时代，中游是中年时代，下游是老年时代。上游狭窄而湍急，下游宽阔而平静。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江河入大海，大海接纳了江河，又结束了江河。
真是说得不错，让人心旷神怡。
涛声隐隐，群鸥翱翔。
一个真正诗化了的年岁。
一、中国式的遗憾
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是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为什么？
想来想去，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人生的课题与每个人有关，却不是一个专业，因此也没有专家。随口一谈就像是专家了，有冒充之嫌。
二、有能力谈的人一定还活着，而人生课题的焦点却在最后的时刻。未及焦点，谈之浅矣。
我曾设想过，有资格谈论人生的人，一定是一个临终者，而他的思维等级和表述等级又足以让人信任。
这样的人当然不少，但在中国，他们失去了谈论的权利。
原因是，按照中国民间的习惯，不允许临终者平静地说很多话。只有忙碌抢救，一片呼喊，一片哭声。
模式化的临终、模式化的送别，剥夺了太多的珍贵。按照不少人的说法，这是中国亲情伦理的最终暴发方式。但在我看来，也可能是最终遗憾之处。
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
老人的衰弱给了子女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
人们只是在挽救着他们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最后感悟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功过的总结、对事业的安排，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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